日本人口报告：超老龄化少子化、低欲望社会与“失去的三十年”

文：任泽平团队

特别鸣谢：白学松、张硕

山东大学鲍江山、香港大学谢于薇、复旦大学王贝宁对数据整理有贡献

导读

人口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我们此前推出、 、 、、、 等系列深度报告，社会影响广泛。 较早呼吁“是该放开三孩了”，全网6亿阅读，推动成为社会共识和公共政策。做有情怀、有温度、有责任的研究。

本篇报告聚焦先行的日本人口形势与政策，探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影响、应对、经验与教训。

日本是世界上少子化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被安倍称为“国难”，日本的应对措施谈不上成功，比如错过鼓励生育的时机、老年人口过多社会活力下降、社会阶层固化、“M型社会”、“草系”年轻人步入“低欲望社会”、社会医疗养老负担持续加重、移民政策不如美国开放等。日本老龄化严重，叠加90年代初股市房市大泡沫破裂，债务通缩循环，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同时，日本相对完善的社保三支柱体系、制造业工匠精神、相对较低的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受教育水平高等值得学习。

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5%，总和生育率1.3、已经与日本持平，而且2021年可能会低于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的速度和规模也是前所未有，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阶层固化、低欲望化、城市群化等同步到来。同为东亚国家，韩国正在步日本后尘，总和生育率降至1。中国会步日本后尘吗？日本少子化老龄化社会的今天，会不会是中国的明天？作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灰犀牛之一，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日本给中国的五大启示是：加快尽早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加强养老保险二三支柱建设，推动养老金基金入市；建立强制性护理服务体系，针对护理服务进行分级，扩大保险资金来源；推动养老观念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加快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鼓励社会资本进军养老产业；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大养老健康科技投入力度；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

目录

1 日本人口转型：政策前瞻性不足，人口快速转至“三低”难恢复

2 日本当前人口主要特征：少子老龄化成“国难”

2.1 总量：总人口连续12年下降，增长率低于发达国家平均

2.2 结构：“超少子化”、“超老龄化”，人口金字塔由扩张型转为收缩型

2.3 迁移：年轻人口持续向三大都市圈迁移

3 日本当前少子老龄化的挑战与影响

3.1 少子老龄化冲击供需两侧，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3.1.1 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生产率增速趋缓

3.1.2 技术进步迟缓，独角兽企业数量大幅落后

3.1.3 消费增速降至冰点，健康消费需求显著提升

3.1.4 储蓄投资需求萎缩，股价、利率、住宅开工冲顶下行

3.2 少子老龄化致使社会活力下降、社保难以为继

3.2.1 “一亿总中流”时代崩溃，“M型社会”、“低欲望社会”形成

3.2.2 老年抚养比持续增长，社保给付费攀升，政府财政负担加剧

4 历史上日本如何应对人口问题？

4.1 建立养老、医疗、介护三层社会保障体系

4.1.1 国民皆年金：第一支柱为主、第二三支柱为辅

4.1.2 国民皆保险：专设高龄老年人医疗制度，老年人自付比例10%

4.1.3 国民皆介护：设置7级介护标准，高龄老人为主要受益群体

4.2 实施劳动人口三扩大一提高应对“用工荒”

4.2.1 退休年龄从55岁延长至65岁，扩大老年人就业

4.2.2 保障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扩大女性再就业

4.2.3 放宽劳动力短缺行业移民政策，扩大移民就业，政策力度不及美国

4.2.4 提高劳动人口教育水平，增强人力资本红利

5 启示

正文

1 日本人口转型：政策前瞻性不足，人口快速转至“三低”难恢复

1）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十九世纪中期之前，日本以封建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不发达，医疗条件有限。十九世纪中期之前的日本权威人口数据缺失严重，从有限数据看，弥生时代至平安时代（公元前300年-1150年），人口从59.5万增至683.7万，年均复合增速为2.9‰。江户时代前期（1600-1721年），幕府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势统治保障了社会稳定，生产工具改造、经济作物的种植促进了商品经济繁荣，日本进入“人口爆炸”时代，根据速水融和鬼头宏测算，人口由1227.3万增至3128.9万，年均复合增速为7.8‰。江户中后期（1721-1867年）因自然灾害、疫病，日本人口在3100万左右波动。

2）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明治维新、第二次工业革命、侵略战争时期人口政策促使日本人口保持高速增长，1872-1945年总人口由3481万人增至7214.7万，年均复合增速达10.0‰。1868-1925年日本明治维新“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国策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水平提高、卫生与医疗条件改善，叠加“多生贵子”传统观念，日本人口进入高出生、中死亡、高增长阶段，1872-1925年人口增长率由4.7‰增至14.7‰，总人口由3481万增至5974万。此后20年日本策划并发动对华侵略战争，期间力推“结婚报国、为国生育、早婚多育”的人口政策，将结婚年龄提前三年、要求每对夫妇以生育5个为目标、预防结核病以降低死亡率，人口呈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特征，1926-1945年人口平均增长率保持在13.4‰的高水平，总人口增长1.2倍至7214.7万人。

3）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二战后日本长期控制人口，政策缺乏前瞻性，错失应对人口问题最佳时机，1947-2020年人口出生率由34.3‰降到10‰以下，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1947-1949年由于士兵归国扎堆结婚生育，日本迎来“团块世代”婴儿潮，出生率出现34.3‰的小高峰。1949年起政府开始出台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政策导致日本人口快速转型至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出生率在短短5年内由30‰降至20‰，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15-40年的时间。1955-1974年由于“团块世代”婴儿潮在20-30年后出现回声婴儿潮，出生率小幅增长，总和生育率小幅下降，到1974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世代更替水平。然而日本政府缺乏前瞻性，忽视了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内在趋势和强大惯性，1974年仍提出“把静止人口作为日本发展目标”，直到1989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时才放松人口政策、推出支持生育措施，错失了应对问题的最佳时机，叠加90年代泡沫破裂，人口出生率、增长率下降问题已积重难返，1974-2020年出生率由18.6‰降至6.7‰，自然增长率2005年由正转负，但由于移民迁入，总人口2008年达到顶点后减少。

2 日本当前人口主要特征：少子老龄化成“国难”

2.1 总量：总人口连续12年下降，增长率低于发达国家平均

2020年日本总人口连续12年减少，较最高点下降1.5%，未来总人口将加速减少，按出生率高位数预测，到2065年总人口将减少1/4。从总人口看，日本总人口2008年达到最高点1.28亿后开始下降，2020年已降至1.26亿，降幅1.5%。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假设死亡率在中位数水平，按出生率低位数、中位数、高位数三种情况预测，预计2065年日本人口分别为8212.8/8807.7/9490.4万人，即使是最乐观情况，人口仍将减至2020年的3/4。从全球看，2020年日本总人口居世界11位，是1950年以来首次跌出前十；与英法美加韩相比，日本是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且人口增长率自80年代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2.2 结构：“超少子化”、“超老龄化”，人口金字塔由扩张型转为收缩型

生育成本提高、预期收入下降导致日本适育人口“不愿生”、“不敢生”，进而不婚化、晚婚化、婚后不育晚育加剧，从而使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5，陷入“超少子化”困境。一方面，随着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生养育时间减少；同时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提高了工资水平，女性为生育而放弃劳动报酬的机会成本随之增加，导致“不愿生”。另一方面，90年代起经济长期低迷导致年轻人预期收入下降，而政策补贴杯水车薪，经济问题导致“不敢生”。从结婚率看，日本结婚率1947年见顶下降，1972年反弹至10.4‰后持续降至2020年的4.8‰；与之相对的是终身不婚率的持续攀升。从结婚年龄看，晚婚现象加剧，日本男性、女性初婚年龄显著增长，影响生育子女数量。1970年20-29岁初婚的男性占结婚男性总数的84.2%，2019年这一比例降至50.4%。从婚后生育率看，婚后不生孩子、晚生孩子比例上升，1975-2019年婚后一年内生孩子的女性占比从39.4%降至26.2%，婚后生育首胎平均时间从1.6年增至2.5年。不婚化、晚婚化、婚后不育及晚育导致日本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7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进入少子化时代，1992年降至1.5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陷入“超少子化”困境，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1.34，低于OECD高收入国家的1.60；0-14岁人口占比12.0%，低于OECD高收入国家的16.3%。

社保制度完善、医疗技术改善、平均寿命延长使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金字塔由扩张型转为收缩型，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28.9%,老龄化速度、水平世界第一。197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1%，进入老龄化社会：从年龄中位数看，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数据，1970-2020年日本年龄中位数由29.1岁增至48.7岁，高于意德中美印。从老龄化程度看，日本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金字塔正由扩张型转为收缩型。1949-2020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4.9%增至28.9%，大幅高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16.6%、18.7%、20.8%、21.7%的比重，老龄化水平居世界第一，预计到2065年该比例将达到38.4%。从老龄化速度看，日本老龄化时间晚于其他发达国家，但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从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超过7%的老龄化过渡到超14%的深度老龄化，美国用了65年，法国126年、英国46年、德国40年，日本仅用24年；从深度老龄化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20%的超老龄化，法国用了28年，德国36年，日本仅用13年。

2.3 迁移：年轻人口持续向三大都市圈迁移

三大都市圈人口占比52.6%，东京圈、名古屋圈人口净迁入，大阪圈人口净迁出，少子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从人口分布看，各地区人口分布不均衡现象加剧，人口持续向三大都市圈中心城市聚集，其他地区人口加速减少。根据日本总务省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日本47个道府县中仅9个人口增加，几乎均为三大都市圈中心城市，增幅最大的东京府增长4.1%；三大都市圈人口占比52.6%，其中东京圈、名古屋圈人口较2015年净迁入，大阪圈略迁出。从人口年龄看，日本农村地区青壮年人口大量迁移至城市，农村老龄化少子化程度远高于城市。2020年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临海的农业县高知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43.5%，而最低的东京都仅25.7%。少子化程度最高的典型农业县秋田县0-14岁人口占比低至8.8%，位于大阪圈的滋贺县则为13.2%。

3 日本当前少子老龄化的挑战与影响

3.1 少子老龄化冲击供需两侧，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日本人口结构变化通过供需两端影响经济，供给端通过劳动力、技术进步影响经济，需求端通过消费、储蓄、投资影响经济。

3.1.1 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生产率增速趋缓

日本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生产率增速趋缓，进而使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劳动生产率1990年左右见顶，此后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日本人口在供给端通过劳动力供给与劳动生产率共同影响经济，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转负、劳动生产率增速趋缓。1961-2020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劳动生产率增速与经济走势基本同步变化。伴随1961-1975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速维持在1.6%的高位、劳动生产率增速达到8.4%峰值，实际GDP平均增速也维持在7.7%的高位；1976-1988年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分别维持0.9%、3.7%的低速增长，实际GDP增速也降至4.4%；1989-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从0.9%、4.4%大幅降至-0.8%、1.1%，实际GDP增速从5.4%降至-4.4%。1990年前后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达69.8%、5.76%的峰值后下滑，叠加当时泡沫破灭、政策应对失误、国际环境动荡、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因素，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3.1.2 技术进步迟缓，独角兽企业数量大幅落后

日本人口老化对科研资源产生挤出效应，叠加曾经长期实行终身雇佣制及年功序列制限制年轻人创新意愿，导致日本错失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机会，独角兽企业数量仅6家。一方面，日本老年人占比持续上升，政府、企业用于老龄化的支出增加，科研资源投入相对减少，从而不利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尽管终身雇用制与论资排辈的年功序列制已逐渐崩溃，但两种制度长期实行对日本科技创新产生长久的消极影响，企业组织过于冗余，难以淘汰低素质劳动力；高素质劳动力由于晋升慢、薪资低，创新意愿受挫。老龄化对科研投入的挤出效应，叠加制度因素限制年轻人创新意愿，使日本错失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机会，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明显落后。根据CB Insights数据，截至2021年10月，日本独角兽企业数量仅6家，大幅落后于中美印英德韩的168、447、45、33、21、11家，且估值均小于20亿美元。

3.1.3 消费增速降至冰点，健康消费需求显著提升

日本少子老龄化提高消费占比但降低消费增速，1991-2020年家庭消费占比从51.6%升至53.3%，1973-2020年家庭消费增速从21.0%降至-5.9%。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中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高、平均消费倾向低，老年人收入和支出水平低、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导致经济中消费的比重上升，但消费增速会下滑。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2020年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40-59岁人口消费能力强、平均消费倾向低，而60岁及以上人口消费能力低、平均消费倾向高，40-59岁人口消费支出占比较60岁及以上人口高7.9%。日本老龄化导致消费占比增长、消费增速下滑。日本生产者/消费者（25-64岁人口/（0-2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和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反向变动，家庭消费占GDP比重1991-2020年从51.6%升至53.3%，1973-2020年家庭消费增速呈下滑趋势，从21.0%降至-5.9%。

日本少子老龄化影响消费结构，2000-2020年汽车销量年均下滑2.9%，2020年医疗费用占GDP比重升至8.0%，在OECD国家处于较高水平。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偏好不同，年轻人偏爱汽车等耐用品，中年人偏好子女教育，老年人对医疗保健需求旺盛。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2020年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日本0-29岁人口的房租、交通通讯支出占其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5.2%、18.3%，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30-59岁人口教育支出占比相对较高，60岁及以上人口的医疗保健、食品、水电燃气的支出占比相对较高。随着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数量1995年见顶下滑，汽车销量2000年见顶至821.4万辆，2000-2020年汽车销量年均下滑2.9%。而日本老龄化程度加深促进了自动化、人工智能和健康行业的繁荣发展，自动化方面，日本每年向全球贡献超50%的机器人供应；健康产业方面，健康消费需求不断增长，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日本医疗费用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4.9%升至2020年的8.0%，在OECD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

3.1.4 储蓄投资需求萎缩，股价、利率、住宅开工冲顶下行

日本少子老龄化导致储蓄率、投资率下降，1970-2019年国民储蓄率从42.2%降至25.7%，1996-2020年投资率从31.6%降至25.4%。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密切相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长提高储蓄率。我们以（GDP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差值）/GDP计算国民储蓄率，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劳动人口占比较高时，收入增速高于消费增速，储蓄率保持在40%左右的高水平。随着泡沫经济崩溃、少子老龄化加速，劳动人口收入水平不增反降、无收入群体增加、社保费用支出增加，储蓄率显著下滑，由1991年的35.7%降至2020年的25.7%。同时，储蓄率和投资率有明显正相关性，储蓄率持续下降导致投资率下滑。1973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投资率曾达到36.4%的高点，而1996-2020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169.1万亿日元峰值降至136.7万亿日元，投资率从31.6%降至25.4%。

日本股市随高储蓄/低储蓄人口比上升而繁荣，债市利率因老龄化下滑，房市住房开工量与主力置业人群规模正相关。股市方面，随着日本高储蓄/低储蓄人口比（（35-54岁）/（25-34岁+5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日本股市呈现繁荣景象。日本高储蓄/低储蓄人口比1986年达到86.2%的峰值，日经225指数于1989年冲顶，随后均呈下滑趋势，2019年高储蓄/低储蓄人口比为54.5%，2021年日经225指数较1989年最高点下滑27.0%。债市方面，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程度加深使利率中枢下移。日本197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长期维持低利率，199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日本贷款利率1974年达到9.1%的峰值后下滑，1991年后从小高峰7.5%快速下降，2021年降至1.5%。房市方面，日本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规模与住房开工量显著正相关，均呈“倒U型”曲线，随着日本主力置业人群1972年逐渐接近峰值、增长放缓，住宅新开工套数1972年达峰值后进入波动阶段；1995年主力置业人群达峰值后下滑，住宅新开工套数也不断下滑。

3.2 少子老龄化致使社会活力下降、社保难以为继

3.2.1 “一亿总中流”时代崩溃，“M型社会”、“低欲望社会”形成

90年代后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逐步崩溃使日本“一亿总中流”即中产阶层减少，1997-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下降5.8%，形成“M型社会”、“低欲望社会”。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普遍实施的雇用与薪资制度，“一亿总中流”即是在两种制度下产生的一亿人口的中产阶层。然而随泡沫破裂，两种制度因经济全球化冲击、企业负担过重逐渐崩溃，“一亿总中流”雇用环境恶化、失业率提高、就业困难、预期收入下降，形成“M型社会”、“低欲望社会”。“M型社会”指90年代后劳动人口中低收入群体占比增加，中产阶层显著下降，形成两边高中间低的收入结构。根据日本国税厅1997、2020年个人薪资调查结果，年收入500万日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占比由63.9%增至69.7%，年收入500-1500万日元的中产阶层人口比重下降5.8%。“低欲望社会”是日本年轻人因预期收入下降而形成的生活态度消极、物质欲望低下、缺乏奋斗动力的风气，由此产生“蛰居族”。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定义，蛰居族为持续6个月以上待在家里不出门，几乎和外界断绝联系的人群，根据日本内阁府《生活状况相关调查》数据，15-39岁、40-64岁人口蛰居族分别达54.1、61.3万人。

3.2.2 老年抚养比持续增长，社保给付费攀升，政府财政负担加剧

日本人口抚养比高于所有发达国家，社保给付费占GDP的22.1%，然而来自劳动人口的社保财源缩小，政府财政压力加剧。从人口抚养比看，2020年日本人口抚养比（15岁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1960年增长1.2倍，在发达国家中居首位，其中老龄化带来的老年抚养比增速高于少子化带来的少儿抚养比降速,1960-2020年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年均复合增速分别为2.9%、-1.3%。从社保给付费看，抚养比的增长导致社保给付压力增大，根据厚生劳动省数据，2019年日本社会保障给付总额占GDP的22.1%。然而社保给付费的财源55.9%来自企业及劳动人口，受益对象却是老年人口，以医疗费用为例，各年龄段医疗费用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特征，65岁及以上人口人均医疗费是劳动年龄人口的4.9倍。随着劳动人口减少，来自劳动人口的社保财源缩小，而老年人增长又使社保支出膨胀，政府财政压力加剧。从财政负担看，日本政府负担社保费用的比重自90年代起不断增长，1991-2019年政府负担比例由24.4%升至39.2%；同时日本面临由此导致的严重的财政赤字，2020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34.6%，远高于发达国家60%的警戒线。

4 历史上日本如何应对人口问题？

4.1 建立养老、医疗、介护三层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建立以养老、医疗、介护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给付费占GDP比重达22.1%，由以医疗保险为主转向以养老保险为主。从社保对象看，日本以全体国民为保障对象。1958年、1959年分别制定《国民健康保险法》、《国民养老金法》，1961年初步实现以养老、医疗保险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2000年引入介护保险，形成养老、医疗、介护保险三层社会保险构成的保障体系。从社保给付看，日本1964-2019年社保给付费增长91.9倍至123.9万亿日元，占国民收入、GDP比重分别为30.9%、22.1%。给付主导险种由医疗保险转向养老保险，1980年后养老保险给付费超医疗保险成为最大的给付险种。2019年养老保险给付占给付费总额的44.7%、医疗保险占32.9%。从社保财源看，日本社保财源主要来自保费收入和财政拨款，前者占比呈下降趋势，后者呈上升趋势。1991-2019年保费收入和财政拨款占社保收入总额分别由60.9%降至55.9%、由24.4%升至39.2%。

4.1.1 国民皆年金：第一支柱为主、第二三支柱为辅

日本形成以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企业年金计划、个人年金构成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其中第一支柱覆盖规模最大达6767万人。日本建设了覆盖全民的三支柱养老制度体系。第一支柱为强制性的两层公共养老金：固定缴费的国民年金、收入关联型厚生年金。第二支柱为自愿参与的企业养老金计划：待遇确定型DB计划、缴费确定型DC计划、一次性给付退职金制度（LSSB）、中小企业退职金共济制度（SERAMA）。第三支柱为自愿参与的个人养老金计划：个人缴费固定型DC计划（iDeCo）、个人储蓄账户（NISA）。第一支柱方面，覆盖20-60岁全部人口，养老金基金规模在全球公共养老金基金中居首位。第二支柱方面，以DB计划为主，2020年DB计划资产规模占第二支柱资产总规模的75.8%；DC计划占比逐渐上升，2011-2021年DB、DC计划参保人数占比分别变化-6.6%、+12.3%。第三支柱方面，iDeCo和NISA账户均享20.3%资本利得税免除，截至2021年6月，iDeCo参保人数较2006年增长25.7倍至205.9万，资产规模较2011年增长4.1倍至2.2万亿日元；NISA账户数较2014年增长3.5倍至1711.8万。

4.1.2 国民皆保险：专设高龄老年人医疗制度，老年人自付比例10%

以地域保险、职域保险、高龄老年人医疗保险构成医保体系，参保总人数占日本总人口的99.4%，75岁及以上老人自付比例仅10%。从保险种类看，日本医疗保险制度险种复杂多样，主要包括地域保险、职域保险、高龄老年人保险，职域保险又包括健康保险、船员保险和共济组合。从覆盖群体看，职域保险参保人员主要为雇员与公务员；地域保险参保人员为农民、个体经营者、退休雇员；高龄老年人医疗保险被保险人是75岁及以上群体和65岁及以上卧病在床的老年人。从参保人数看，2018年日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占日本总人口的99.4%，其中职域保险参保人数较多，占总参保人数的61.8%。从自付比例看，儿童与老年人自付比例较低，但高收入老龄群体是例外。70岁以下群体与70岁及以上高收入群体自费比例为30%，但70-74岁老人自付比例20%，75岁及以上老人自付比例仅10%。2008-2018年日本医疗费用年均增速2.2%，老龄化为其贡献增速1.1%。

4.1.3 国民皆介护：设置7级介护标准，高龄老人为主要受益群体

介护保险制度参保者自付比例仅10%-30%，65岁及以上老年人覆盖率达98.9%，被认定为需介护/支援人数占参保人数的8.8%。从制度背景看，家庭规模小型化、免费医疗制度导致老年人长期住院，进而医疗费用大幅增长、医疗资源紧张、护理水平降低、财政压力巨大，由此日本2000年实施《介护保险法》。从被保险人看，“第1号被保险者”为65岁及以上老人，“第2号被保险者”为40-64岁群体，2021年6月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参保人数较最初增长1.6倍，覆盖率达98.9%。从受益对象看，受益人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40-64岁有特定疾病群体。参保人在申请给付后，由政府评估其介护资格和等级，介护等级分为7级：可能发生护理的“要支援”1-2级和处于护理状态的“要介护”1-5级。2021年6月，被认定为需介护/支援的人数较最初增长3.9倍，占参保人数的8.8%，75岁及以上老人在每个介护等级占比均超85%。从服务内容看，介护保险提供居家服务、社区服务、机构服务，享居家服务的占服务总人数的68.7%。

4.2 实施劳动人口三扩大一提高应对“用工荒”

4.2.1 退休年龄从55岁延长至65岁，扩大老年人就业

领取养老金每推迟一个月，可领养老金增加0.7%；《安定法》推动退休年龄延至70岁，高龄老人就业率连续17年增加。一方面，日本通过鼓励延迟领取养老金间接促进老年人延迟退休，领取养老金年龄越晚，每月可领取养老金金额越多。60-65岁每提前一个月领取，养老金在法定基础上减少0.5%，65岁以上每推迟一个月领取，则在法定基础上增加0.7%。另一方面，直接通过立法延迟退休年龄。1986年日本出台《老年人就业稳定法》，鼓励老年人60岁退休。2006年明确法定退休年龄为60岁并鼓励老年人65岁退休。企业可废除退休年龄制度或提高退休年龄至65岁或对60-64岁员工引入继续雇佣制度。2013年出台《老年人就业稳定对策基本方针》规定65岁退休。2021年《安定法》将推动退休年龄提至70岁。2020年，能保障老年人工作到65岁的企业占比从2006年的84.0%增至99.9%。

4.2.2 保障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扩大女性再就业

为新婚夫妇提供最高60万日元补贴，给予男性全球最长陪产育儿假30.4周，以“天使计划”为核心完善托育体系。日本1972年起为鼓励结婚生育推出多项福利政策且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保障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鼓励结婚方面，2020年日本推出“结婚新生活支援”升级版，给予39岁以下、家庭年收入540万日元以下新婚夫妻最高60万日元补贴。鼓励生育方面，推出带薪育儿假、育儿补贴、托育服务。假期方面，女性享受14周产假，期间可获得约为工资2/3的产假津贴；男性享受全球最长陪产育儿假30.4周，远超第二名韩国。育儿补贴方面，女性可获一次性生育补贴42万日元、每月约1万日元的儿童补贴（12岁以下）。在规定收入范围内0-3岁儿童每人每月1.5万日元；3岁到小学毕业，一孩、二孩每月1万日元，三孩及以上每月1.5万日元。托育方面，日本以不断升级的“天使计划”为核心，增加保育所数量、延长保育所开放时间、增加保育服务人员待遇，2012-2021年保育所利用率增至47.7%，候补儿童数2017年后明显下降。2004-2019年有孩子的家庭中母亲有工作的占比从56.3%升至72.4%，无工作的从43.3%降至27.6%；有孩子的家庭中母亲为正式职员的占比从16.9%升至26.2%，非正式职员的占比从26.2%升至37.8%。

4.2.3 放宽劳动力短缺行业移民政策，扩大移民就业，政策力度不及美国

日本移民政策1989年起放宽，但政策力度不及美国。从政策方向看，为缓解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日本移民政策自1989年趋向宽松，但政策仍不如美国开放。1989年前人口问题不突出，叠加日本是以血统为原则的出生公民权制度国家，其移民政策较保守。1989年起日本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峻，移民政策开始放宽。1989年颁布的新移民法对允许移民的类型由最初的18类增至31类；2018年新设特定技能签证，放宽造船业等劳动力严重短缺行业外国劳动力限制。从政策效果看，移民数、外籍劳动人口数显著增加。1989年前日本拥有居留资格人口增长缓慢、占比极少。1950-1990年拥有居留资格人口数仅增长45.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仅提高0.13%。新移民法推出后，1990-2020年拥有居留资格人口增长183.3万，占总人口比重增长2.5倍；1993-2020年外籍劳动人口增长17倍，聘用外籍员工企业数增长22.3倍。

4.2.4 提高劳动人口教育水平，增强人力资本红利

1997-2019年25-34岁完成高等教育人口占比从45.7%增至61.5%，居OECD国家第四，劳动力质量、全要素生产率对实际GDP增长率的贡献占比达87.3%。日本通过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推动劳动人口质量提高。根据OECD，1997-2019年日本25-34岁完成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从45.7%升至61.5%，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四。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提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人口增长停滞带来的经济增长问题。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我们将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分解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其中劳动力投入细分为工作时间和劳动力质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源于技术进步、组织和生产创新等。根据JIP数据库，1996-2018年日本年均复合GDP增速为0.71％，其中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均贡献0.35％的增长，劳动力质量贡献0.27%。

5 启示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第一，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当前中国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正是全面放开的最佳时机。第二，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经济补贴参考当地生活成本和工资水平。第三，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将学前教育和0-3岁托育纳入义务教育。第四，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第五，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加强养老保险二三支柱建设，推动养老金基金入市。我国目前养老保险体系长期依赖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三支柱发展滞后，2019年第一支柱规模占比超过73.7%，因此应加强二三支柱建设。第一，加大第二、三支柱缴费环节税收优惠力度，降低甚至取消领取环节税率；第二，扩大第三支柱覆盖范围，覆盖更多自由职业者、低收入人群以及未纳税人群；第三，完善三大支柱账户之间在缴费、税收优惠等上的对接机制；第四，推动养老金入市，扩大第一二支柱投资范围，增加权益类投资。

建立强制性护理服务体系，针对护理服务进行分级，扩大保险资金来源。我国目前护理保险立法空白，缺乏细化的护理分级标准，2011年出台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未明确护理分级具体标准和认定流程。此外，护理保险资金来源于基本医疗保险，缺乏可持续性。因此，应加快健全护理保险相关法律，规范运作模式等内容；借鉴日本的护理评估分级标准，明确符合我国国情的护理分级标准；建立个人缴纳与财政补贴的保险资金来源制度。

推动养老观念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变，加快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鼓励社会资本进军养老产业。中国由于长期受儒家“孝文化”影响，思想仍停留在“家庭养老”阶段，居家养老服务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仅覆盖少数发达试点地区，并且缺乏居家养老服务的评估机制和专业的服务队伍。因此中国应首先加大“居家养老”的舆论宣传，提高人们对于“居家养老”的认识；其次，重视专业人才培养，鼓励高校开设相关专业，举办全国统一的护理资格考试；最后，鼓励全社会参与养老产业，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为举办养老机构的企业提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产业，加大养老健康科技投入力度。科技创新可缓解养老人力不足、社会养老负担过重等问题。中国当前存在养老科技产品体系不健全、起步阶段政府引导力度不够大、投入不足等问题，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不强。未来应积极规划科技带动老年服务的具体行动、目标；对开发养老智能设备、服务的企业给予税收、金融等政策优惠；搭建养老、护理机构与研发企业的联系，确保产品服务符合老年人需求。

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随着中国人口总量增速放缓、总和生育率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终将消失，因此中国亟待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基础教育上，应优化教学方式、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加强课程教材改革。职业教育上，应加快推广学徒制，鼓励职业院校开设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提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破除“重普轻职”观念。高等教育上，应围绕国家战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以自主创新为中心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支持研究型大学建设科技创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