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霍建国：中国入世并非“搭便车、捡便宜”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经历了15年的漫长谈判。

1992年10月中方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则是在1993年下半年开始参与，彼时他在国家经贸委工作，并在1997年任国家经贸委外经贸司副司长。

在入世的谈判阶段，“基本一年跑一趟，有时是跑日内瓦，有时是在国内谈。”霍建国在中国入世20周年之际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每一个领域的谈判都很艰苦，谈得也很细，后期的难度是最大的。”

2003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后，霍建国曾先后任商务部商贸服务司副司长和对外贸易司副司长，2007年4月任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2009年10月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2012年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谈到中国加入WTO20年来对全球的影响，霍建国表示：“2001年入世时，我国贸易规模大约5100亿美元，进出口平分秋色，出口2600多亿美元，进口2500亿美元。到现在，我国进出口外贸额达4.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为2.6万亿美元和2万多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进口规模增长，也是对世界增长的贡献。”

后期谈判难度大

第一财经：中国入世前经历了“长跑谈判”，如何评价这15年的谈判历程？

霍建国：大致以1995年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是复关谈判，在此之后为入世谈判。从内容上来说，这两段时期也各有侧重。

前期基本上是接触和沟通，没有现场谈判，只是一些文字往来，即对方提出问题，我们进行答复，也就是“问卷时代”。1992年谈判节奏加快，但最终没有在1995年之前解决问题。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在1995年前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成员身份，但碍于欧美限制，就拖到了1995年之后，因为欧美希望对我们施压，在市场开放上做出更多承诺。

1995年后，谈判内容多数集中在市场准入。后期谈判比前期更为艰难。前期谈判其实不取决于谈判团队，而是取决于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否接受那些外方要求。1993年，我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了市场化领域内容，随后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在国内看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客观需要，从外部看来，实际上解决了和WTO所要求的规则对接问题。

同时，后期谈判涉及市场开放，欧美的胃口较大，又要金融（开放），又要保险，又要电信，还涉及很多具体商品，有关心稀土的，有关心大豆的，有关心棉花的，有关心糖和化肥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所以，从难度上看，前半部分的制度性对接是国家决定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决定推进改革，很多问题从国家层面就解决了。而谈判团队在解决前一阶段问题时，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必须带回来上报国务院，由国家统一部署改革。尽管在前方参加谈判的代表团，各个部委都有代表，但是在最终决策中的授权有限，谈判变得比较复杂。

后期谈判的针对性和难度就更大了，涉及的都是实际内容。比如，一些经济体要求中国汽车关税大幅度降低，我方主张降到25%的水平就不能再降了，但对方仍然坚持更多要价，最后只能降低大散件的税率。每一个领域的谈判都很艰苦，谈得也很细，后期的难度是最大的。

第一财经：谈判期间有哪些到现在仍然印象深刻的时刻？

霍建国：我真正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在1994年下半年。关贸总协定在1995年1月1日转为WTO，我们希望在复关谈判结束后，以原始缔约方身份参加WTO。但是我们没有完成谈判，最后一次谈判时，龙永图（中国复关及入世首席谈判代表）也很不高兴，但我们心里很清楚，就发了一个声明，说中国该尽的努力已经尽到，基本可以结束谈判，至于最后没有通过，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实际上，是美国没有拿到实际利益，所以不同意中国进入，因此可能错过了最佳时期。

再之后，就有很多关于市场准入各方要价的谈判，国内还需要平衡各个部门的利益。所谓的“利弊之争”更多来自工业部门和国内的一些特殊领域，他们认为开放会冲击这些行业的发展，所以国内也有一些矛盾。但是我觉得中央还是比较坚定的，认为入世利大于弊，还是要坚持往前走，最后才得以突破。

第一财经：这些担心在入世之后成真了吗？

霍建国：影响还是存在的。但是，谈判过程中我们就考虑到了可能产生的冲击，对一些领域的开放做了特殊安排，比如金融和保险业都是分年度开放的，每年有不同内容，一共有八年过渡期。过渡期的安排是把最艰难、最困难的部分放在最后开放，这样就有效缓解了冲击。

同时，在汽车和金融等领域，我们强调不能让外方控股，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应该说，我们守住了一些底线，坚持了一些原则，但为了解决问题，也在一些方面做出了一些灵活安排。比如，我们在文化领域的开放还是比较谨慎的，但考虑到好莱坞的一些电影在国内也有市场，就在电影的开放上做了一些安排，允许每年进口20部好莱坞大片。这都属于一种平衡。

入世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第一财经：中国加入WTO这20年，WTO规则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和全球贸易？

霍建国：中国加入WTO，通过谈判了解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在管理体制上的认知程度有所提高。我们接受了公平竞争的理念，比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一些无歧视性政策。我们也通过修改国内法律法规和WTO要求基本对接，删除了具有明显歧视性的政策，更正了一些不规范的地方，法律法规修改量很大。

入世后，由于中国对接了国际通行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我们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速，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深度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加快。一些经济体会说，入世带动中国成为全球出口大国，好像只有中国从中受益。但实际上，我认为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中国的确扩大了出口，获得了很多外汇顺差。但另一方面，进出是平衡发展的，虽然是有顺差，但进口也在增长。

同时，中国也给外资和跨国公司提供了投资场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收入上升，能力也上升，任何外资企业进来的市场都是广阔的。这反映了我国外向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并不是所谓的“搭便车、捡便宜”。

另外一条经验是，入世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国认为，扩大开放、引入公平的竞争机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在开放促改革方面，我们获得了更有效的经验。所以，入世后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自主开放措施，比如银行业的开放早已超越了在WTO的承诺，也自主降低了一些关税。还有很多领域也都在不断推动扩大开放，这说明，我们认识到开放是有效的，开放可以倒逼国内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第一财经：中国加入WTO20年，目前的WTO也面临一些改革挑战，如何看待现在的WTO体系在全球多边贸易之中的意义？

霍建国：WTO是当今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一个权威机构，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有很大贡献。这套规则体系是目前规范全球贸易投资最有效的体系。

中国的加入意味着中国愿意走向世界，愿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如果不加入，中国就只能依托国内市场自己发展，这不是中国的选择。我们选择的是“双循环”，是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里实际上就涉及一部分开放的内容。

加入CPTPP更有挑战性

第一财经：加入WTO和现在我们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相比，哪个更具挑战性？

霍建国：相比较之下，加入CPTPP更具挑战性。加入WTO时的障碍集中在市场准入方面，而在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对接上我们可以克服困难。

虽然CPTPP也有市场准入方面的要求，比如关税减免目标是95%，基本要求服务业全面开放，但更复杂的是其规则体系。CPTPP有30个章节，前十几章与WTO原有规则体系重合，比如关务和贸易便利化、原产地规则和程序等，这都是比较好处理的内容。最后几章则是争端解决和最后条款等保障措施条款。

但中间有8个章节值得关注。第14章是电子商务，第15章是政府采购，第16章是竞争，第17章是国有企业，第18章是知识产权，第19章是劳工，第20章是环境。这些是目前对标起来差距较大的内容。

但我认为差距大不是主要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些成员方可能会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在于，中国要不要选择这种路径。

我们对CPTPP的态度，从接受再到现在申请加入，说明我们已经基本认同CPTPP的规则是当今全球国际贸易中最高水平的规则体系，同时我国也在推进高水平开放。应该说，我们的本意是考虑通过加入CPTPP找到自身高水平开放的对标标准，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

至于是否能够谈判成功，这很难预料，可能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这要看国内改革向CPTPP规则逼近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边谈边改”，通过开放承诺来倒逼国内改革，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本意。

如果能够加入CPTPP，也为中国外贸企业拓展了新空间。从规模上看，CPTPP的成员方也需要中国。在美国退出后，CPTPP涵盖的经济体体量只占全球的14%～15%左右，如果中国能够加入，这一数字会提升到30%。中国进出口规模庞大，届时对CPTPP内部的贸易乘数效应会有很大提升作用，且对区域外的影响也会不同凡响。

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通过谈判可能要对一些敏感领域做出一些保留或者过渡性安排，这也要看高层决心。如果决心要干，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是难度肯定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