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本是不必要多说的事，但实事求是地说，当下的读书确有问题了。我们都可以说自己在读书，但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好。现在大家都说当代学者远不如老一辈学者有学问，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老一辈学者会读书。
1 读书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怎样读书就是一个大问题。大学课堂只讲“概论”，学生不读“原典”，只会背概念，说起思想、规律等等是头头是道，但一落实到具体的书籍、内容，就浑然无知。因此，不仅对学生来说，对我们教师来说，如何读书成为一个问题。 读书需要兴趣，读书需要有热情。学生每年要给自己规定一定的读书量，大学里要结合上课的内容和老师的要求，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每门专业课制定重要的书目。同时，这还不够，要规定课程之外的书目，这就要结合个人的学习兴趣、专业兴趣，制定系统的书目，这应该是学生在大学期间最重要的、也是真正的读书，这与个人的专业选择有关，与自己的学识积累有关。 大学学习，有两种，一种是课内的，这是学校有计划地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内容，当然重要；一种是课外的，是根据个人的学习计划和人生规划制定的学习。我们的学生，往往注重第一种，这不能说不重要，但要知道，这还不是大学学习的全部内容，甚至第二种内容要大于第一种。现今，学校以绩点要求学生，而学生也以绩点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是大错特错的。 当然，重视绩点，也不是中国大学独有的，外国大学也看绩点，但是外国大学的绩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教育体制不同，国外大学的学生，一般说来一学期选两到三门课，最多能够选到四门课，那就非常辛苦了。一个学生选两到三门课，每门课都要保证有充足的学习时间，比如围绕这门课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准备大量的参考材料，撰写每节课讨论的作业。我们却不同，现在的大学生，一个学期大约都有六门以上的课程，甚至更多，还有许多不得不上的公共课等，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可能有时间去阅读课堂以外必须要阅读的参考书，更不要说去读自己专业兴趣集中的书籍了。这一点，我们也很无奈。 我只能说，要想得到真正的提高，就必须自己想办法满足第二种学习需要。要重视课外阅读，要充分利用图书馆，选择与自己专业兴趣相关的书，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量，丰富自己的知识库，一定要在大学四年期间完成个人的知识结构建构，这样在毕业时，就能够有比较坚实可靠的专业知识体系，从而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有了自己的这个体系，无论毕业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你的知识体系就是你的根据地。你一生的学习和工作就是一场战争，你得有目标，有可用的队伍，最重要的，你得有根据地，否则你就永远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会成功。 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来源于平时的积累，而平时的积累能够得以持续永久，则来源于个人的兴趣和热情，对从事事业的兴趣和热情。大家都知道《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故事里有这么一段：“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这是庖丁解牛之后的状态，这是成功的喜悦，是大家都希望达到的境界。但是，这种境界的获得，却是庖丁数十年不懈地学习、操练、积累的结果。虽然他已经具有了高超的解牛水平，但他每次解牛时仍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是达到了最高的道的境界了。有人说这是艺术家的境界，但也是学问家的境界。取得成功是喜悦的，但为了这成功的日积月累却是枯燥乏味的，而要想在这常人看来是枯燥乏味的日积月累中坚持下来，这就需要兴趣和热情。 人们在达到阶段性的目标后，难免会想停一下，歇一下，甚至还会觉得茫然。但真要停一下、歇一下，可能你就不再能够积攒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了，人的惰性是天生的，一旦失去了目标，失去方向，你就会失去动力，也就会不断地原谅自己，而这是一种坏习惯，最终将会使你一事无成而蹉跎岁月。怎么样才能有动力呢？这就是重新规划你的人生，重新制定目标，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提高兴趣，充满热情，鼓足勇气，了解自己的状态，知道自己还是一张白纸，必须保持如饥似渴的状态！
2 立志 读书需立志，常见人们只知读书，但对读书的目的不明确。不论你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树立人生的追求目标。这目标要高大，要有境界。高大是说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似乎现在年轻的一代一谈理想和抱负就会遭到耻笑，如果真是这样，这不是进步，是倒退。社会充满了竞争，人在社会中不进则退，退就是落后，落后就要受欺侮，因此你得要成功，成功才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够发现自己的声音，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就现实的角度讲的。 从国家来说，国家也需要有用的人才，需要在各个专业领域里能够成为支撑的人才，这和个人的期许是相合的，是相辅相成的。不管大家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但都希望能成为一个做出成绩的人，做出成绩就是成功，但这个成功是以自身具备一定的素质为基础的，需要大家树立目标，并为这目标而努力。现在的形势却和以前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要在社会上生存、做出成绩，需要面临残酷的竞争。要在这竞争中取得成绩，需要大家具备竞争的能力。能力可以在学习中培养，但也要有坚强的意志和自己的人生规划，也就是说不能自我陶醉、放松，自己原谅自己。要成为某一个专业领域里的佼佼者，制定的目标就必须要高远。 关于立志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古人谈得很多，大家熟知的如：有志者事竟成。人的一生，有若干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目标，后一个目标要比前一个目标更高，意义也更大，总结起来，你最后会达到自己人生的最终目标，那个目标才是高远之志。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向前进发的过程。古人云：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因此，《荀子·劝学》开篇便说：“学不可以已。”不可以已，就是坚韧不拔，要有恒心。《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朱熹对立志有许多论述，他说：“学者大要立志。”“为学之道，大立志向。”如何是立志？他说：“立志要如饥渴之於饮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为学须是痛切恳恻做工夫，使饥忘食、渴忘饮，始得。”“圣贤千言万语，无非只说此事，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如两边插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捲将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沈半浮，济得甚事？”“且如项羽救赵，既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粮，示士必死，无还心，故能破秦。若瞻前顾後，便做不成。”“如居烧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不带性情底人，为僧不成，为道不了。”“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古今贤人都有许多这方面的体会，而在当今的社会里，也许更具有意义。《诗经·周颂·敬之》说：“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只要有立志，经过努力，你通过一天天不断地积累，最终你将会达于光明之境地。《荀子》说：“无冥冥之志者，无赫赫之功。”是不立志，则无可取成功。《中庸》：“是故君子尊德性而导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导中庸。”
3 读好书 那么如何读书，读什么样的书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读好书。 什么是好书呢？答曰：要选择专业出版社的专业书籍；要选择有专业成就的货真价实的学者。 什么书是好书？这在古代也是一个问题。中国自发明雕版印刷以来，官私刻书随着读书的需要而越来越发达，但因为刻书者或因底本不好，或因坊家出于射利之目的，或因无力聘延名家校勘，故所刻书常会出现讹谬，有的甚至刻成坏书。而若读到不好的版本，读者当然会犯错误。 这里举一个例子：宋代朱彧《萍州可谈》：“姚祐元符初为杭州学教授，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先是，福建书籍刊版错误，坤为釜遗二点，故姚误读为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而诸生或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大惭曰：‘祐买著福建本。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短如此。”是见读书需用好的版本。然初学者如何能够选择呢？故清末张之洞专门约请缪荃荪为其编制《书目答问》，授诸生读书之津梁。此书至今仍然有意义，当然后经淮阴范希曾增补，其后亦不断有人增补，今有来新夏等《书目答问汇补》，大家可以参看。 古人读书，最重择取，谭献《复堂日记》说：“浙江书局刻诸子，《荀子》，谢墉、卢文弨本，《贾》《董》皆卢本，《法言》，秦恩复本。《中说》，明世德堂本，《老子》，会稽章氏原本校聚珍官本。《文子》，聚珍本，《管子》，明赵用贤本。《孙子》，孙星衍十家注本。《商君书》，湖州严万里本，《韩非》，吴鼒、顾广圻本。《墨子》，毕沅、孙星衍本。《吕氏春秋》，毕沅本。《淮南》，庄炘本。《尸子》，汪继培辑本。《晏子春秋》，孙星衍本。《列子》《庄子》，皆世德堂本。予欲广之，《韩诗外传》，赵怀玉本，《吴子》，孙星衍本，《盐铁论》，汪继培本，《新论》，孙冯翼辑本。《潜夫论》，汪继培本。《抱朴子》，孙星衍、严可均本。《说苑》《新序》《中论》《傅子》《正论》《申鉴》，未见善本。又欲广以《太玄》，万玉堂本。《论衡》足本，闽中周季贶藏。《文心雕龙》，黄叔琳本、顾广圻校。《金楼子》，鲍以文本。《刘子》，无善本。《风俗通义》，有钱校本。”以上所举多为子书，于此既见前人整理的成就，亦见古人读书慎于选择。 古籍流传至于后代，讹谬日滋，非整理不能卒读，然书坊往往为射利而粗制滥造。学者，尤其是初学者如何选取好书，确匪易事。缪荃荪编《书目答问》，为学者指点迷津，反映了当时书籍整理校勘的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新的要求，故范希曾又作《书目答问补正》。然时至今日，这些古籍整理更为繁荣，这些书在今天，已多有当代学者整理本，如中华书局所出《新编诸子集成》，是当代学者整理古籍的成果，我们若读子书，当然要选择中华书局版。 不过当代学者虽然已经整理有不少，也还有许多没有整理者，如《金楼子》，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要使用的，但现在尚未见有好的整理本出现（近时许逸民先生刚刚出版一部整理本，填补了这个空白）。还有一些整理本，限于整理者的水平，恐亦未能让人信服，故仍须以清人整理之善本为主。 集部在清时相对不如经、史、子，但亦有好的整理本，如《文选》的胡克家本、《玉台新咏》的吴兆宜注本和纪昀的《考异》本、《庾子山集》的倪璠本、《陶渊明集》的陶澍本等等。当代学者重视集部，整理水平也较好，如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革前所出“文学理论研究丛书”等，都是公认的善本，我们当然要读这样的书。至于今天，各家所出书水平已大大降低，不仅作者水平不够，编辑水平尤其低下，无可如何，相比之下，还是只能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版本。 自1949年以来，我国学者在整理古籍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为我们后学者提供了非常好的经过整理校点的古籍。这让我们不再像古人那样，往往因为得不到好的版本而苦恼。那么哪些出版社出的书可以信得过呢？大家就要对中国的出版社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比如古典文献和古籍整理方面的书籍，当然首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其次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部所出书。再其次，则一些略具专业水平的出版社，如江苏凤凰出版社、齐鲁书社等。现当代文学方面的首推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的外国学术著作，则属商务印书馆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学术研究著作亦如是，中华和上海古籍以及三联书店都是有学术信誉的。此外，大学的出版社则以北京大学出版社较好。大家购书如果涉及到相类的书籍，可以这些出版社所出书为主要参考。 哪些学者的书较为值得阅读呢？这也是我们学习中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晚清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开列了清代学者的名单，告诉读者他们治学的特征和专长。今时若要开列名单，难度大大超过张之洞。因为当代真学者太少，而所谓知名者，大多名不符实，那么如何选择呢？我想有一个规则还是可以参考的，即要看那个学者的出身，他是做什么研究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持之以恒，如果他现在所得名气与他的专业不符，则可怀疑。其次，看他有多少时间读书。真正的学者读书时间要多于写作时间，如果他一年写作数本书甚至十多本书，就可疑了。再如，有些学者整天从事的都是社会活动，国内国外地到处奔跑，那他也就值得怀疑了。
4 读常见书 读书的方法很多，就读书本身而言，就是读常见书。当今社会，信息发达，而公共图书馆既集中亦便于利用，不像古人，求书不易，如东汉蔡邕，入吴得王充《论衡》，遂秘之以为谈助，而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可见不常见之书，在古时对一个人的才学精进起多么大的作用。但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常见书才是进学的最好读物。 初进学门的人来说，亦须从常见书入手。时下出土文献越来越多，这对当代学者来说真是千古难遇。出土文献的确算是“异书”了，见当下有这么多学者纷纷涌入出土文献的研究，以异书名世，但也诚如前代学者所说：“学不穷根柢而但求其枝叶，譬之未知叔重（许慎）何所道、钱（大昕）、段（玉裁）何所明，而读甲骨文；班（固）、范（晔）之书、荀（悦）、袁（宏）之纪未能通晓，而考金石刻，其于学也，庸有当乎！”（余嘉锡为杨树达所作《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是须通读常见之典籍，方可进一步研讨异书。 当然，常见书范围亦甚广，古代学术目录分类经、史、子、集，数量庞大，即以《四库全书》论，要想在有生之年读完，也是不容易之事。前代学者似有读完者，当代人好像还没有听说。因为古人以读书为乐趣，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他们是为自己读书，不像当代读书则完全与职业相关，工作的单位对你的读书作了许多规定，你不再有时间从容读书了，因此我们要知道选择，要根据自己专业需要，建立自己的知识库。 以古代文学专业来说，基本的典籍要读过，要有自己的规划，每年读多少书，什么书先读，什么书后读，都要有规划。经是基础，要先读，经中的《五经正义》，要按照计划，在若干个时段中读完。为什么要读经呢？张之洞《书目答问》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小学是指文字、音韵之学，是读书的根本，当然要懂，经学则是各门学问的根本，故需先读经。 朱熹说：“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权衡，多为所惑。”朱熹谓《四书》是初学入德之门，故先须读《四书》。 其次读史，“二十五史”要看个人的情况，但根据自己专业兴趣，与专业时段相关的史书需先读。“前四史”要先读，正史之外，应配合《资治通鉴》读。子部则由儒及道、法诸家，先立正，其后才知辨别取舍。 集部是中文系学生重点要读的书，在广泛阅览文学典籍基础之上，结合专业要求读书。如《文选》《楚辞》、李、杜、白、韩、欧、苏等大家，自然是首先要读的。
5 读书的方法 读书法古人总结甚多，可以参看前代大学问家的意见。曾国藩称读书一要有志，二要有识，三要有恒。有志与前面所讲的立志相关，读书要明了自己的目的，知道读书为了什么，要有大志，才能随时给自己以动力。有识，则要能判断，有恒则要持续恒久。这些是大一些的道理，具体的，则视个人情况而定。但无论如何，要对典籍熟悉是一定的，这就要熟读成诵。 朱熹的《朱子语类》中，有许多如何读书的话。其《训学斋规》说：“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虽说现在是电子时代，信息发达，工具先进，但人本身的记诵之功仍然不可缺失。 其次读书要主动，决不能被动。也即读书要有计划，要带着问题读书。书是老师，作者通过书本向你讲学，而你通过书本向作者求教，你要不断提出问题，当然，作者不能解答，但你要将问题记下来，思考—读书—思考，终能将问题解决。《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如何读书的最好教导，需要一生的体会的。 带问题读书，正如苏轼所说“八面受敌”，经典的书，一次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因此要反复读，每次读的收获都不同，不是说你读过就行了，读过有没有印像？解决你的疑惑了没有？解决了多少？所以好书要多读，熟读。 第三，读书中的笨办法。曾有学生问我读书之法，我答曰：最好的方法就是最笨的方法。这里最笨的方法指的是抄书和校书。前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而抄书一遍，则胜读书十遍。 《南史》卷二二《王筠传》载其《自序》云： 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畧去取，凡三周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録。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 又，《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张溥传》： 溥 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録，以此也。 王筠、张溥分别是南朝和明代著名的学者，但他们都不倦地抄书，故能成大学者。再如苏轼，据宋人陈鹤《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一记： 朱司农载上尝分教黄冈。时东坡谪居黄，未识司农公。客有诵公之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愕然日：“何人所作？”客以公对，东坡称赏再三，以为深得幽雅之趣。异日，公往见，遂为知己。自此时获登门。偶一日，谒至。典谒已通名，而东坡移时不出。欲留，则伺候颇倦；欲去，则业已通名。如是者久之，东坡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云：“适了些日课，失去探知。”坐定，他语毕，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云：“钞《汉书》。”公曰：“以 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钞邪？”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到此凡三经手钞矣。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复请 曰：“不知先生所钞之书肯幸教否？”东坡乃令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义。东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 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公降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也！”他日，以语其子新仲曰：“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可不勤读书邪？”新仲尝以是诲其子辂。 如此之例甚多，可供参考。 次说校书，前人每谓书不校不读，先校後读，古时书往往未经校过，而古书往往有讹谬，如读未校之书，则往往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故清人特别重校书，也涌现了不少大校勘学家。我们今天所读之书，多经过清人的校勘，如《荀子》《墨子》《淮南子》《管子》等。又如《文心雕龙》，如果没有前人的校勘，我们今天对《文心雕龙》的理解，肯定会出现许多误判。 当然，自1949年以来，中国注重整理古籍，古代典籍多得到重新地整理，为读书提供了较好的样本，虽然如此，这些整理的古籍，也往往因各种原因，并不能没有讹误，因此，我们若进入学习和研究时，还是要明版本，知校勘，对可疑的字词进行校勘。 最后要说的是，读书须明体例。 书皆有例，然古时并未把例明说，如《春秋》，被《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并不是孔子自己说的。这五十凡例，关乎经义，与后世编书之例又不相同。例者，类也，把同类的事归并立例，以便编撰时易于处理，同时，编著者的用心也往往在凡例中交待，因此，我们读书先要读例、明例，然后才能把握该书的性质、编撰的思想等。否则，一书上手，径读下去，最终都不知作者用意，甚或误判作者的意思。古人往往并不把例明白交待，列于书前，这就要靠我们去细心地体察了。 比如说《文选》，萧统编撰此书收录的标准，以及如何编排是在他的《序》里交待的。他表明作为“综辑辞采，错比文华”的文选，不收录经、子、史，这就表现了他的文学观。最后对如何编排则交待说：“凡次文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略以时代相次。”这是说本书按文体编排，各体之中再依类别区分。至于作品之先后，则按时代顺序。这样，我们在读《文选》时，就可窥见萧统的文学观以及本书编排的体例了。这些技术操作的体例，往往是可以根据编辑的状况加以推定的，但有些表现编著者思想的体例，则需认真揣麿的。 比如《文心雕龙》，刘勰批评自先秦以来的作家、作品，但其中却没有陶渊明片言只字，前人因此推论陶渊明的文学地位在南朝时期不高，并以此作为一个有力证据。陶渊明地位在南朝时的确不高，但却不可用《文心雕龙》来作证。因为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体例，便是对刘宋以来的近代词人不作批评，而陶渊明在南朝时是被视作宋人的，故他能入《宋书》和《南史》。这样的例子很多，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慢慢体会到的，也是需要加以留意的。
感谢北大中文系傅刚教授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