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附中前校长康健：做教育，要“沉到草根处，走向最边缘”

到了该看“后院”的时候了，中国基础教育好不好，不能只看“门楼子”。边缘的学校，底层的学校，弱势群体学校到底怎么样？这个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水平和标准。

策划｜王文韦 刘小天

新媒体编辑｜王奕菲

“怎么能够对中国现实教育做出贡献？一定要‘沉到草根处，走向最边缘’。”北大附中前校长康健，如今是一所云南边远乡村小学的创校校长，他在《中国名校长》教育系列栏目中戏称自己是从精美光鲜的“门楼子”走到了“后院”。

康健校长放弃了退休后北京优渥的生活，这些年奔走在云南乡下的沟沟壑壑里，学校的每一个孩子，他都家访过不止一次。他以“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者”之姿，躬身入局，为弱发声，尽己之力投身到改变乡村教育的洪流中。

北大附中前校长、云南兴隆美丽小学首任校长康健

由巨浪视线发起，联办传媒集团旗下《财经》杂志联合重磅打造的教育系列访谈栏目——《中国名校长》，通过对话顶级学校名校长，讲述家长焦虑的、学生好奇的、百万教育人关心的种种话题，为观众提供教养新知、解读教育方向、揭秘不为人知的名校运转模式。

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仅以此栏目，向那些教育燃灯者致敬。

“中国教育应沉到草根处，走向最边缘”

马国川：康校长，我觉得现在大学里面教育学研究走偏了。

康健：你说要走偏也好，现在这个定位也好，就是怎么能够对现实的中国教育发声。对中国现实教育能够有贡献，一定要，我叫“沉到草根处，走向最边缘”。

马国川：这十个字好，沉到草根处，走向最边缘。

康健：过去我们搞重点论都是看谁是重点学校，谁是窗口学校，谁就是标准。我把他们形容像过去“地主家的门楼子”，看这个“门楼子”，不看“后院”。现在我觉得到了该看“后院”的时候了，也就是说中国基础教育好不好，不能只看“门楼子”。

边缘的、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学校到底怎么样？这个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水平和标准。

马国川：但实际上从您的经历来看，2001年到北大附中当校长，当时到了一个“门楼子”里去了。

康健：是，当时也很偶然，因为对我来说大学里工作很多年，但是我没有真正在第一线工作的经验，所以我还非常珍惜。

你在一个学校完整做8年校长，基本上把学校的系统走过了，起码对这个体系本身你有过系统地思考，所以这些经验也是我后来敢去乡村的一个基础条件。

“真正好校长要敢于袖手旁观”

马国川：你觉得搞完这8年之后，对于你的教育思想有什么大的影响？

康健：有些事儿其实当时做的时候也未见得清楚，但是当离开岗位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做了一些相当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我在北大附中非常在意师生关系和学校文化的建设。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意识说师生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的老师，我的学生都不能理解，都不能接受，其实你一个人，孤家寡人，你做不了什么事。

所以每次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时，我都会跟老师们先交流，我也把这种路径叫做“无为而治”，你再来发布命令时，老师们早就理解了，你不用太多的指挥。

我有点看不惯很多校长在一些场合里边喝五吆六、前呼后拥，我说真正的好校长就是无为而治，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你敢袖手旁观，这校长就不错了。

马国川：这个提法好，敢袖手旁观。

“我愿率先取消招生特权但若无人跟进，很可怕”

康健：我们国家现在资源有限，谁都愿意上好学校，那你怎么办？当然我特别期待一个教育公平的时代。当时北京市一位主管教育的领导问我，说“康老师，如果我们招生改革。大家这10所学校你们就随机抽，谁也不要有招生特权，康老师你同意吗？”

当时我迟疑了一下，我说同意，我的条件是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做，我愿意率先，但是如果我率先了，别人都不做，你知道这种情况是挺可怕的。

“学校这些年浪费学生太多了”

马国川：您那会儿在北大附中的时候，实际上也做了不少创新、改革。

康健：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当时的方向是对的，比如我们夏天的时候3:30放学，到了冬天的时候3点就放学。

我当时觉得只是一个时间的分配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到教育上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什么？我在英国到伊顿公学，很有名的贵族学校， Tony Little校长，我在他那“卧底”，在他那待了一天，他跟我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半天上课，我说你这相当于北京重点中的重点，你这上半天课，你那半天呢？给我说俩（词），运动和自由。

他说，如果一个人连独立自由的时间都不知道怎么支配，不知道它的价值，那么他们将来能干什么？

马国川：讲得非常好，发人深省。

康健：他说的第二点，他说你想让孩子成才吗？成才的孩子没有“齐步走”，只有给他时间，就是最大的发展空间，真正的好孩子都是在Free当中成长。

Tony Little还说过一句话，自由有多大天才就有多大。所有天才都是充分的自由，有自主的时间和空间他才能得到发展，没有像我们天天这种批量划一地训练，天才不可能这样造。

马国川：其实在您眼里没有好学生坏学生之分。

康健：学校这些年浪费学生太多了，我们只是从教育者、办学者的角度决定时间、空间和资源的分配，我们很少从孩子们的自主性，从孩子们的成长需求上去考虑。

“偷听”北大附中的学生

康健：当时北大附中想做一个专题片，一帮学生干部来找我，递我一本杂志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看，那个杂志叫《偷听北大附中》，问校长你能接受吗？我能想到附中学生那种思想的发散性。他说其实我们是希望知道附中真正的东西，所以我们用了“偷听”两个字，就是用他们自己独有的角度发现附中的东西。

他说：“你看看第一栏，写的什么？”“我问小康答”，“您不介意我们叫您小康”， 杂志上每一栏都有他们提个问题让我回答。

所以当时他们知道了以后，说“校长我们真正的意图不是给您卖杂志，你们编这个学校的专题片能不能交给我们。”我心想这多复杂呀，也挺麻烦的，那时候分级嘛，叫广播级。一般你不是广播级上不了电视台。后来我说，那你们行吗？“我们讨论了，没问题。”这就是校长和学生的默契，你们要敢接我就敢交，当时非常简单。我也不知道，我也不问，他们都在那鼓捣那个。最后拿出来的是一个广播级的专题片。那做得真的非常精彩。你说他也不是学这个的，可是这个学生一旦喜欢上，他们就做得非常专业。

我就在想，如果你给他更多的时间呢？高中生真的，我们太耽误他们时间了，本来这个年龄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他们的智力，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兴趣，我们学校都跟不上孩子的成长，可是我们还要把他们摁在那儿。

“我欠着乡村教育一笔债”

马国川：康校长，我不知道你当初是基于什么原因开始关注这样的（群体），您说的“沉到草根去”，关注最基层，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关注？

康健：在北京我可以过很好的日子，这是肯定的，无论是生活和教育，所以是选择之一。当时退休的时候，北大教育学院给我开了一个简短而隆重的欢送会。大家就分享了一些对教育的理解，包括对大学的理解。

到结束的时候，院长当着众人的面问我一个问题，说“康老师，今天退休了，你退休以后最想干的是什么”？当时我记得，可以叫脱口而出，我说我特别想到一个边远地区办一所村小，我去当一个村小的校长。我觉得冥冥之中是我的一个愿望。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当这校长，再有一个当了这个校长又能怎么样呢？我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我说就算是自我救赎吧，什么意思？就是我这辈子在城市里待得太多了，欠着乡村一笔账，你不管怎么样，趁着退休，我就还了这笔账。

我们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边远地区孩子的关注，其实是在考验我们的社会良知和我们社会发展的水平，就是你刚才说的短板效应。

确实是办一个学校，我也没有可能改变乡村。你说中国教育这么庞大，体系这么复杂，我一个老爷子，就算在北京工作过，你能根本改变乡村？有生之年我不知道，但是有一条我还可以“栽树”，我可以办一个村小，当一个校长。

马国川：做一个死不悔改的理想主义者，其实这条路也非常艰难。

“中高考是我们在给孩子人为设置障碍”

康健：解放孩子，解放人，这应该是我们教育一个大的目标。这件事通过系统治理是可以实现的。比如高中阶段，我们知道要分流，比如说，可以有3+2，或者2+3，两年选择性教育。比如有人说我适合编剧，行，你可以选择一个传媒或者艺术院校。那人说我有艺术天赋，做图画非常擅长，行，一年之后评估，你自己评估这条路能走吗？不能，给你一个机会，跳，第二年你可以跳了，你现在再做二次选择。但是呢，我不会给你第三次（机会），因为人生不会永远眷顾你。两年基本定型了，其实你就可以相当于一个大专水平，再有三年你可以拿到一个本科，甚至你进入了硕士，我叫无障碍体系，就是尽量把我们所有人为的“坎”全都消灭了。我们现在这分段就是分坎，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让孩子走一个平台，当然我说这平台不是让他不吃苦，而是你不要人为地（设）那么多障碍。我们现在人为障碍太多孩子都是跌在中考、高考，跌在这儿。

现在如果说职业技术教育，比如现在计算机、大数据，很多东西都有很强的技术性，这种岗位需要的非常多，孩子尽管数理化没学好，但不等于他不能做这些事情。

现在这个时代对人的迁移性、选择性给了更多空间，而不是说这辈子你没活路了。

这些从系统性或者体制治理上，我们得花点功夫，改变现在这样一个消耗太多、障碍太多的体制。

马国川：是有可能的，而且空间很大。

康健：空间很大。

马国川：刚才你讲得非常好，解放孩子解放人，今天您说的这类问题，我觉得说到最后，教育还要回到教育本身来。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实际上离教育的本质还很远，包括刚才你讲到了很多，比如教育是社会性的学习等等。谢谢康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