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家长举报成为一种新常态

周末和朋友聊起某初中家长举报一事，我说，从中考的名额到校落地开始，就应该可以预见到，类似举报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读书时的一段往事。

我初三毕业那一届是我的母校历史上升学成绩最辉煌的一届。那一次的突破，和当时学校在初三时做出的分班决定高度相关。

初三那一年，学校根据年级排名对原来的9个班重新分班。正数的1-50名一个班、51-100名一个班，101-150一个班；倒数150名，也依次分出3个班。中间的150-160名同学，再分3个班。

前50名的这个班，定位市重点和当时县中的直升班、51-100名的这个班，定位县中普通班或者是县内第二好高中的直升班；101-150的那个班，定位其他县重点。

后150名的3个班，直接建议目标中专或者职校。中间的3个班，目标是普高。这些班级以期中、期末考试的名次，动态调整。

任课老师也同步调整，最优配置集中到前面的三个班级。

那一年的升学成绩好到什么程度，中考前3个月，我们学校派出20多名同学参加县中直升班的考试，无一落选（往年大概就一半多一点的录取比率）。同时也是那一年县中直升考唯一100%比例录取的学校，遥遥领先第二名。（补充一句，那时候的上海，交通没那么发达，很多远郊的学生会优先选择县中的，比如我们那一届县中貌似考了三四个北清，实力是很出色的）。

当然，因为各方面的压力，这个政策在我的母校执行了一年就戛然而止。

为什么要说这段往事，那是因为如果以“效率（效果）”为导向，那一定会涉及资源的非公平分配，能出效果的给倾斜资源，同理，不能出效果的人，势必也会因为倾斜资源而利益受损。

说穿了，效率和公平是两个导向，很多情况下很难兼顾。身处位置不同，人就会有不同的诉求。被剥夺资源的人、就会提出至少保证公平的诉求；可一旦如果步入非公平分配的受益区，诉求则又会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名额到校又会加剧竞争感（身边人变成利益的直接竞争者）。人性使然，这就是我个人觉得类似投诉会成为新常态的本质原因。

用群里看到的一句话来总结当下的新情况，那就是——只允许个人的“努力好学”、不允许集体形式（包括学校和机构）的“内卷”。

但换个角度，那些能在孤独中继续坚韧刻苦向学的人，如果最终因长期努力（对应自驱力）和天赋被选出来，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我个人很享受这种把“努力好学”作为可选项、而非必选项留给个体和家庭的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被裹挟着做别人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而是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

当然，一旦“努力好学”变成了可选项，考核也被后置，那么当真正考核到来之际，个体与个体间的差距只会变大、不会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