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炒作状元郎？

“高中为了宣传，纷纷喊话自己的最高分，所以早期信息比较混乱，前两年甚至出现了三个学校都说自己出了状元的情况。”

清北招生组掌握全省高分学生排名往往是学生和老师之间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全省排名我自己都查不到，但他们（清北招生组）都知道”。

厦门市双十中学的老师杨安很支持“状元禁令”，她表示，如果真的能隐藏状元和升学率，那将在客观上平衡高中生源，缓解各校争夺生源的焦虑。

两天后，梁琪路过县城中学，发现自己的成绩和照片已经贴在大门口，她成为了两所中学的“优秀代表”。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周信达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辰元

2021年6月7日，高考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 （IC photo/图）

2021年夏天，状元有了新名号。

“考得比较好”“取得好成绩”“不要暴露状元在我们学校”“全省没有人比他高”，广西、湖北、安徽、江西等省份的“状元”信息，以前所未见的形式通过媒体、学校喜报、老师们的朋友圈不胫而走，颇显荒诞。

“光禁（状元）是禁不住的，高考是一年一度的大事，全社会都在关注着，如果学校考得好总有办法把消息散布出去。”刚带完高三的山东一所重点高中班主任武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评论。

6月23日，2021年全国高考开始放榜的日子。教育部再次发文强调，严禁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复读生”等信息。

仅仅两天之后，山西永济中学就因公布该校两名学生分别为永济市（运城市代管）文理科“第一名”，受到运城市教育局的通报处分，处罚包括“取消永济中学校长五年内评优”资格。

高考恢复四十多年来，社会对状元的关注只增不减。奖状、宴会、被名校争夺，继而成为辅导机构的代言人，状元们一次次成为公众追捧的焦点，甚至发展出独特的状元经济。2012年青海省理科状元郭文韬参加了《一站到底》《明星大侦探之名侦探学院》等综艺节目，搜索引擎显示，其个人认证已增加了“演员”这一身份。2015年衡水中学文科状元刘嘉森，从大一起前往各地高中演讲、签售图书，现在已成为北京一家教辅公司的“首席巡讲师”。

但是，教育部近年三令五申禁止炒作“状元”，屏蔽高分考生排名信息，官方不公布考生成绩排名，这些年轻的状元郎，如何被各方知晓，却一直不为人所知。

“老师告诉我排名”

输入考生号，点击确认，深吸一口气。

“全省前20名。”2018年6月的一天，广东省高考考生林远从屏幕上看到的，不是考试分数和名次，只有这一行字。疑惑的他给班主任打完电话后，才知道自己“考爆了”。

为了避免高考状元炒作，早在2012年，广东省就开始实行“屏蔽生”政策，即在查分系统上屏蔽掉高分考生的成绩和排名。2020年，广东省理科前50名和文科前20名的成绩被“屏蔽”，共计70人。

这一做法逐渐得到推广。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福建省理科前50名、文科前15名不显示成绩，云南则屏蔽文理前50名的考生，2021年，北京市前20名考生的成绩暂不公布。

至于教育部“禁止状元炒作”的要求，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高考前后。

2007年开始，部分省份陆续响应教育部的号召。到2009年后，每年高考前，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均例行发布禁止宣传炒作状元的规定，但状元仍无法“隐身”。

“学校和辅导机构的老师告诉了我的排名。”2017年陕西省咸阳市文科状元张婧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出分后，学校老师会逐个统计学生成绩，还会帮平时成绩好的同学查分，自己对搜集到的高分进行排序，推断出市里的最高分。

“高中为了宣传，纷纷喊话自己的最高分，所以早期信息比较混乱，前两年甚至出现三个学校都说自己出了状元的情况。”山东某地级市原招生办主任方旭东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相较于市状元信息，全省的排名更显扑朔迷离。考生们通常会根据省考试院提供的“一分一段表”（以一分为单位，统计该分数的考生人数和累积人数）去判断排名，但靠前的成绩排名仍然被“隐藏”。以2020年山东省高考为例，总成绩“一分一段表”只显示696分对应第56名，更高分的考生则无法知道具体的排名。

2020年山东高考总成绩一分一段表对应的名次只显示到696分。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截图/图）

孙雯玉是2016年高考江西省文科第8名，她至今仍好奇北大是如何知道自己的名次。“北大招生组找到我时，告诉我是第8名，还跟我核对分数。”

清北招生组掌握全省高分学生排名往往是学生和老师之间一个“不公开的秘密”，不止一位排名全省前50的考生反映，“全省排名我自己都查不到，但他们（清北招生组）都知道。”

毕业于山东省某重点高中的夏桐，高二时在学校见过一位学长成为北大招生组的志愿者。这位学长向老师提供一份全省前50名的名单，寻找名单上来自母校的学生。

工作二十多年的方旭东对招生组十分了解，“往年省考试院会将全省前50的名单提供给清北招生组，有时地市也会主动打听。但最近几年教育部严令，这种行为也少了”。对此，南方周末记者向清华大学某沿海省份招生组负责人孟亮求证，其否认“存在提前获得名单”。

事实上，清北招生组的竞争早在高考前开始。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解到，清北招生组还会“押宝”优秀学生。所谓“押宝”，就是提前一年在重点生源高中与平时成绩顶尖的学生建立联系，并在这一年里持续关注，甚至鞭策他们学习。

“每次模拟考试之后，我都找孩子班主任和家长询问情况。有时学生压力大直接打电话向我倾诉，我会鼓励他们冲清华。”孟亮透露，“一路关心过来，肯定比最后出成绩临时联系（考生）要好，毕竟有情感加分。这也是招生工作的一部分。”

2018年6月23日，江西省高考理科第一名傅林轲（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争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视觉中国/图）

清北招生组抢人“大战”

高分考生的信息浮出水面，随即到来的是一场“抢人大战”。

2015年衡水中学高考文科状元刘嘉森，曾在“状元走进高中”的演讲中描述清北招生组争取他的趣事。“出成绩当天中午，北大招生组先给我电话，说成绩可能到达北大录取分数线，为求稳妥可以先跟他们签合同。”没过一会儿清华招生组也打来电话，说辞如出一辙。刘嘉森将计就计，“北大已经告诉我了，我这么好的成绩，选哪所学校都可以”，最后“诈”出了自己的排名。台下一片哄堂大笑，一群高中生喊着，“我们也想有这样被骗的机会。”

2018年6月，高考成绩出来的第二天，清北招生组老师先后找到了林远。

他们分别与林远在高中的会议室里聊了两个多小时，为他详细介绍了学校历史人文、发展特色和专业情况。“老师们先了解分析你的兴趣，各自都会说更适合你，然后罗列对比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为争取到林远，“清华的老师推荐了钱学森力学班的一对一导师培养和百分百出国交流政策，北大（的老师）最后甚至说食堂的烧鸭饭特别正宗，肯定符合我的口味”。

这种“争夺拉锯战”更多发生在对两所学校摇摆不定的学生身上。一位清华招生组老师介绍，2019年山东省某文科高分考生从高一开始就立志上北大，对方在接到自己电话后果断地拒绝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他”。

高校还开出各种优厚条件。据各校招生网站显示，北京大学设立新生奖学金，分50000元、25000元和10000元三个档次；清华大学为“高考成绩居全省（市）同类科目前5名的学生”奖励20000元；2019年6月23日，浙江大学一度宣布给浙江全省排名前100名的报考学生奖励50万元，第二天被紧急叫停。

为了招收更多优质生源，招生组往往尽可能提高学校在该省份的最低投档线。“学生和家长判断一个大学好不好，最直观的指标就是每年的录取分数线”，方旭东发现，最低投档线已成为国内顶尖高校每年招生的“兵家必争之地”。

吴柯恒曾于2016-2019年四次参与浙江大学招生组学生志愿者工作，他透露，每年招生前开会，校领导会给浙江省以外的招生组制定目标：最低投档线在该省所有招生高校中排名前五。

以复旦大学为例，该校招生办发布的2019年本科招生总结中写明， “综合录取分数居于全国前三，继续保持整体生源质量全国前三的稳定态势”。而西安交通大学2020年招生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也强调“理科本科一批录取分数线在一流大学排名与去年持平，前0.5%和1%高端生源实现增长，文科一批录取分数线在一流大学排名前进1位，实现了学校提出的招生工作目标”。

2019年复旦大学录取分数线 （“复旦招生”微信公众号截图/图）

招生培训像口才和逻辑锻炼

作为连接学校和考生直接沟通的窗口，招生组的人员构成也有讲究。

招生组一般由一线授课老师、行政老师和学生志愿者组成。“教授具体跟学生对接、解答专业疑惑；行政老师（多分管党委工作）负责整个统筹和把握，学生发挥朋辈的影响力，容易拉近与考生的距离。”一名曾参与北大招生志愿者工作的学生说。

招生组的规模则与对应省份的生源质量密切相关。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2020年清华大学公布的招生组联系方式中，在教育资源丰富的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份，基本每个地级市都有一名老师负责，甚至每所盛产清北学生的“超级中学”，像衡水中学、长郡中学、镇海中学，都配对了专门的对接人，而部分西部省份一共只有几位联系人员。

中国人民大学广东招生组学生志愿者黄文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校在部署招生工作时会把学院与省份挂钩，具体安排由某个学院落实。

“大二时，就在老乡群里看到招生组在招人。”黄文隆回忆，招生组在招募成员时遵循着两个原则：同乡同校与专业多元。“学长学姐的身份能获得考生的亲切感，不同专业的老师可以为不同需求的考生提供更针对性的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阳光招生工作室，是专门针对高考招生的社团，每年招募新生，进行招生政策和技巧的培训，以便后续参与中学宣讲、高招一对一咨询、特殊类型招生考试考务等工作。“更像是口才和逻辑锻炼，教我们如何去热情耐心地劝服别人”，刘蔓大一刚入学时就出于对招生工作的好奇加入了该社团。

高考前两个月，社团基本上每两周开一次会。“了解各个专业去年录取的大致排名、不同专业的培养模式、特色试验班和双学位项目，以及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自主招生（2020年起已改为强基计划）的政策。”刘蔓强调，“考生和家长问起来，要做到对答如流。”

除了基本的报考信息，招生组要学习掌握与学生交流的技巧。“当考生拿不准填报主意的时候，我们会用学校每年的春假、中关村的优越地理位置、浓厚的文科氛围，或者用‘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人大精神去打动学生。”刘蔓说。

招生咨询现场 （人大阳光招生微信公众号截图/图）

针对性地“夸奖”学校是志愿者的必备技能。浙江大学一位招生组志愿者能做到“看人下菜”：“如果考生对于文化底蕴特别感兴趣，我们给他讲杭州西湖；如果他关注就业，我们就介绍阿里巴巴的实习机会。”努力的招生工作，有机会得到实际奖励。2018年发布的《浙江大学招生与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评奖办法》中，提出设立招生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奖，最多分别能获得20000元和10000元。奖励的标准为招生成绩，例如招生工作先进个人特别奖，“用于表彰招收到文理科达到国内前两所高校录取分数线上考生的相关人员”，而“国内前两所高校”，自然指清北。

不过，招生是志愿工作，孟亮表示，“没有任何报酬和指标，只提供正常的出差补助。老师们都是兼职，一开始都不愿意去，觉得吃力不讨好。”

曾获得过先进集体奖励的浙大招生组人员也透露，“由于人多，奖金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其实很少。”

靠自己赚得“第一桶金”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不仅提到“严禁公布状元”，还特别强调了“严禁各地政府、学校、培训机构以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

“高额奖金”“状元房”在状元奖励中历史最为悠久。

2016年，广东省恩平市考生伍正涛作为市理科状元，获得当地房地产开发公司奖励的一套133平米房产。2018年，福建文科状元黄奕陈金榜题名后，福建媒体报道其先后从母校晋江养正中学、当地企业恒安集团、当地政府和安海商会得到共计100万元的奖励。一名内蒙古赤峰考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6年自己获得了全省理科前50名，市教育局为他颁发了一块拳头大小的镀金金牌。

辅导机构也嗅到了商机。

张婧涵在摘得陕西省咸阳市文科状元后，就被拉到一家教辅机构做宣传。这家名为世纪金榜的教辅企业常年为张婧涵的母校提供一套辅导材料。该机构让她与另一位理科状元举着这套辅导材料合影，结束后给了每个人3000元。“暗示我们是用了这套教材才考得这么好，但实际上它们在学校的使用率不超过30%。”

林远则接受了补习机构邀请参与讲座分享，收获了一台iPad，还返还到部分学费。“其实心里是挺开心的，毕竟也算靠自己挣到了第一桶金。”

与状元的商业合作广泛存在。2018年，陕西省文科状元李怡暄不仅登上“5年高考3年模拟”系列辅导教材的扉页，与其他状元一起为其“代言”，还加入陕西省学霸联想公益营销实践活动。

已经大学毕业的刘嘉森，早已是社交媒体上的一名“网红状元”，他调侃清北招生组、讲述自己逆袭北大的短视频轻松收获上万点赞，而短视频中大多出现“华版文化”字样，点击刘嘉森的个人主页，还能进入到教育类图书的销售页面。

据《全现在》报道，刘嘉森目前担任“华版文化首席状元公益巡讲师”，自称在5年内通过巡讲赚到近两百万元。企查查信息显示，刘嘉森供职的华版（北京）文化有限公司主营产品是高中辅导书，于2015年成立，注册资本2100万元。

状元身份也助力创业。四川省理科前十名的姜佳璐在高考结束后与成绩同样优秀的同学们开了一个辅导班，报名的基本都是慕名而来的学弟学妹，通过传授高考的秘诀，姜佳璐一个暑假挣了一万多块钱。

同时成为两所高中的“优秀代表”

状元和升学率不仅是教育GDP的重要构成，更是高中自我宣传和争抢生源的金字招牌。

厦门市双十中学的老师杨安很支持“状元禁令”，她表示，如果真的能隐藏状元和升学率，那将在客观上平衡高中生源，缓解各校争夺生源的焦虑。

“每年中考我们学校的生源就不是最好的，高考进入北大清华的人数自然也不是最多的。”杨安认为这是“恶性循环”，她指出，如果中考争夺生源时没有状元和升学率此类信息背书，厦门三校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模糊，争无可争，也就“不再内耗”。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很功利，评价一个学校总看有没有状元。”山东的班主任武杰也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不仅如此，状元还与老师的高考奖励和个人评价直接挂钩。在武杰所任教的高中，每年高三全年级会根据班级学生质量确定考核指标，比如本科上线率、各科成绩等。但一旦班级内出现了一名状元，其他的指标都算超常完成，并会给老师奖金。

“国家制定禁止宣传高考状元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能一边给应试教育考试降温，一边又拿这个标准考核学校和老师。”武杰说。

高校争抢状元，高中则争抢高分初中学生。

来自陕西省某县城的梁琪高中就读于西安交大附中。她是借读生，户籍留在家乡，必须回到县城高考。县城中学则清楚，在西安读书的学生成绩较为优异，因此早早争取梁琪到自己学校报名高考。

梁琪的父母都是老师，县城某学校多次找到她父亲任教学校的校长。高考当天，该中学单独为二十多个在西安读书的同学开了一道小侧门，方便他们快速进出考场，甚至准备了午餐和水。

与其他省份略有不同，陕西省考试院公布成绩是从中午12点开始，按照排名从高到低给考生发送短信。“当天12:04刚过，我就收到了短信，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梁琪最终获得了2017年高考文科全省前60名。

意外的是，当天下午，梁琪的父亲却接到了西安交大附中的电话，让梁琪来学校签一份声明，表示自己是在这里读的高中，跟高考报名学校无关。在一份网传的全省前60名单中，梁琪的学校为县城高中。两天后，梁琪路过县城中学，发现自己的成绩和照片已经贴在大门口，她成为了两所中学的“优秀代表”。

梁琪高考报名的县城中学张贴的喜报 （受访者供图/图）

“连一年一度的烟花庆祝也取消了”

2021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建议“严禁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发布中高考排行榜”，指出宣传“不让一个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炒作高考状元、搞中考高考排行榜等做法，助推了应试教育，恶化了教育生态，令人遗憾。

近几年，教育部门加大查办炒作攀比高考成绩的力度，各种行为都有所收敛。“我们作为省级规范化学校，每年的喜报中已经不提及高分考生的详细数据和个人信息，关于全市排名前列人数、清北上线人数、一本上线率的措辞也十分隐晦，连一年一度的烟花庆祝也取消了。”武杰说。

从2018年开始，教育部连续四年发文“严禁宣传高考状元”，2021年的措辞比以往更加坚决：要求各地各校坚持正确的教育政绩观，进一步规范高考成绩发布和相关宣传工作，严禁通过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等。

严令之下，各地却出现了前述变相的状元宣传。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表示，状元情结不仅是教育问题，背后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因素。“在一个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高考是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每次成绩公布后，包括考生、学校、媒体在内的社会各方都给予充分关注，是很大的需求。”

“虽然教育部门明确禁止炒作状元，但还缺乏具体的后续配套措施，比如状元信息报道出来会有什么处罚。但如果处罚起来也很难执行，毕竟这是事实。而且现在政策主要落实在中学不得宣传高考升学率，因为学校可以由教育部门管理，但其他主体很难去约束。”南方周末记者搜索“高考喜报”也发现，近几年很少有高中直接在官网公布高考成绩，大部分是通过媒体报道出来。

有网友将6月25日受到处分的山西永济中学校长称为“违规宣传高考成绩被处罚第一人”，但其实，早在2018年，运城市教育局以同样理由处罚过新绛县海泉学校。在此之前，多名群众向教育部门举报，该校“违规进行高考成绩宣传，违规组织选拔性考试”。

刘海峰进一步建议，目前高考改革正逐步推进，比如浙江省的三位一体招生办法。这种小范围内探索“不唯分数论”的办法，想在现行社会环境下大面积推广，还需要相关配套的社会文化环境，比如诚信体系建设、杜绝钱权介入，才可能真正做到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福建省教育厅于2021年5月18日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细则》中，明确提出将不公布高考试题和答案，一度引发争议。截至发稿前，福建省自主命题的物化生史地政科目依然搜索不到。

（应受访者要求，武杰、林远、方旭东、孙雯玉、夏桐、孟亮、吴柯恒、黄文隆、刘蔓、姜佳璐、杨安、梁琪均为化名）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南方周末所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享有本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