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顶级高中、进名校，未来多赚多少？算出的数字让我整夜失眠……

两名刚毕业的哈佛大学学生乘出租车前往波士顿中心。

他们非常激动，大谈将来的计划。

出租车司机听了几分钟后，问道：“你们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

两人骄傲地回答说：“是的，先生！1989届毕业生。”

出租车司机伸出一只手到后面，边同他们握手边说：“我是1948届毕业生。”

“名校情结”似乎是一个解不开的结：老师和家长总是教育孩子，“争取考个好大学，这样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大家都在说教育是最好的投资，那么上名校对一个人的未来收入到底有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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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名校到底有多大的回报？

经济学家把教育对收入产生的因果效应称为教育的回报。这个概念强调，教育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它能为投资者取得一份与金融投资相似的货币收益。

但由于教育与诸多其他不可观察的因素混杂在一起对收入起作用，所以，对教育的回报进行准确的估计，一直是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们努力的目标。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在20世纪70年代是第一个使用回归方法对教育回报问题进行定量研究的人。

△ 雅各布·明塞尔

他把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以年为单位度量的学习时间）以及以年为单位度量的工作经验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人们收入的变化。他估计出来的教育回报是11%，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每提高一年，可以使平均收入提高11%。

但我们知道，那些受过很高程度教育的人，他们本身可能就比别人更聪明，工作也更努力，对人生怀有更为积极的追求态度，相比于那些在教育过程中未能坚持下来而中途辍学的人，这些因素本身就会对收入水平产生影响。这就使明塞尔的这个估计结果出现了偏误。

1991年，著名的经济学家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和艾伦·克鲁格在顶级杂志《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 乔舒亚·安格里斯特

他们选择了一个神奇的工具变量——一个人的出生季节或月份，可以把多读一年书对未来收入造成的影响，与其他因素的作用区分开，从而干净地识别因果效应。

△ 艾伦·克鲁格

原因是这样的。美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孩子6岁就要入学，16岁才能辍学。这样，出生在1月1号而且16岁辍学的孩子，就比出生在12月31号而且16岁辍学的孩子，少上了将近一年的学。

两位经济学家通过对这一年“隐形”学业的研究，就知道教育对人将来的收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发现：

对于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第一季度出生的人比其他三个季度出生的人少上了0.126年学，教育回报率要低0.7个百分点；

对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孩子来说，第一季度出生的人比其他三个季度出生的人少上了0.109年学，教育回报率要低1.02个百分点。

他们的研究证明，读书的确是有用的，学历对于一个人日后的收入水平是有正向影响的，这一影响不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而纯粹是由教育带来的回报。但是，带来的改变可能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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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空心思上重点中学，高考赢面会更大吗？

据说，一个北京的中产，其毕生的梦想，就是在海淀区买一套房子，让自己的孩子上人大附中。把孩子送进重点中学，是无数中国家长的梦。

在北京海淀黄庄，有一座慧聪书院，它坐落在上风上水的中关村广场。这座慧聪书院，古称文圣庙，在明清时期，这里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必拜的圣地。

海淀黄庄位于北京中关村东南角，不远处就是一批中国顶尖的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这里也被称为“宇宙补习中心”。

来海淀黄庄补习的孩子们从来都是步履匆匆，他们享受着全国最优秀的教育资源，仍然孜孜汲汲，唯恐落后。家长们也是拿出金钱、时间和精力，跟着一起坐在补习班里做笔记，比孩子们还要努力。

海淀黄庄这样的景象，在全国不是孤例。在家长们看来，把孩子送进重点高中，那就已经成了精英的一部分，离上重点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此的前景，自然让无数父母趋之若鹜，唯恐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种现象东西方皆然，美国也不例外。

在波士顿和纽约的公立学校系统中，同样有一些类似于中国重点中学的精英学校。例如，波士顿精英中学中的旗舰——波士顿拉丁学校，是美国最古老的中学，创建于1635年，相当于中国的明代，比哈佛大学的建校时间还要早一年。

波士顿拉丁学校相当于美国版的人大附中，是向哈佛大学这种顶级名校“输送学生专业户”，故而美国家长也趋之若鹜。

跟大多数其他美国公立学校不同，精英学校的申请者要根据竞争性的考试成绩来进行选拔。为进入这些中学就读，美国的孩子一样要经历激烈的竞争，才能有机会获得有限的入学名额。

经过残酷的选拔进入精英高中的学生，在美国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方面表现向来不俗，远远高于普通的公立高中，这种结果自然也是各个精英高中拿出来自我吹嘘的资本。

上顶级中学的好处，似乎很简单：

第一，精英中学的学生都很优秀，会有“同群效应”。

古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年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三次搬家，留下了“孟母三迁”的故事，也是因为孟母相信同群效应。同是精英学校的学生，大家比着学习，很可能会共同提高成绩。

第二，精英中学在课程体系上与众不同。

顶级中学开设了各种高级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扩大他们的知识范围。比如，美国著名中学史岱文森中学就吹嘘，他们有全美最多的高级课程学习者。

此外，这些中学还经常提供一些学术研究机会。精英中学的学生在全美数学大赛以及其他类似的奖项上也是斩获颇丰。

第三，这些精英中学非常有钱。

顶级中学有很多成功的校友，学校经常可以得到捐赠，并为某些特殊的项目接受金钱资助。比如，纽约的布鲁克林高中基金会在2005年一次就为学校筹款1 000万美元，分别用于学校的机器人实验室、图书馆、健身房等设施的改进。

但是，因为这三点理由，孩子就会出人头地吗？精英中学的学生在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上的优异表现，是不是都可以归结为这些学校与众不同的教育方式呢？还是说只是报考的学生本身都太强了？

或者说：如果把这些精英中学的孩子，放在普通的公立中学，他们的成绩会比现在的表现差多少？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万能的经济学家，又出手了。

2014年，刚才提到的经济学家安格里斯特与他的合作者阿蒂拉·阿卜杜勒卡迪罗卢、帕拉格·帕莎克发现：进入这些精英中学学习，相比于在普通公立高中学习，并没有使学生取得更为优秀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家长表示：这……有点难以接受。

原因是：虽然这些精英高中的学生身边都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虽然他们的课程更具挑战性，但是，对比那些仅以数分之差而进入精英高中学习的学生，和仅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而进入普通公立学校学习的学生，在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成绩上，他们丝毫没有表现出更加出色。

一句话，不是学校让你变得更好，而是你让学校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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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高中和名牌大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还有一个疑问：如果都是上大学，有人上的是清华北大，有人上的是一所普通地方院校，那么，上名校到底会有多大的回报呢？

2002年，经济学家斯塔西·戴尔和艾伦·克鲁格的研究结果令人瞠目：在美国，上常春藤盟校（相当于国内的清北）与上普通州立大学（相当于普通地方院校）相比，对于一个人的未来收入水平并无显著影响。

怎么会这样？然而事实就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反思一个问题：教育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学会思考、掌握知识和技能，那么重点高中和名牌大学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在许多家长的眼中，接受教育的真正目的似乎早已被抛在脑后。他们认为只要拿到重点高中或名牌大学的敲门砖，自己的孩子就算拿到了通往更高社会地位、更多财富、更成功人生之门的金钥匙。

此时，能够上多好的高中，多有名的大学，完全是为了满足炫耀的需要。我们的孩子其实非常可怜，他们为了家长那一点可以炫耀的资本，不得不拼尽全力，甚至忘记了什么是幸福的人生应该有的样子。

那么，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又怎么样呢？

2016年，美国教育家威廉·德雷谢维奇写了一本书《优秀的绵羊》。对于美国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形成的精英教育体系，他提出了批判。

德雷谢维奇的大学生涯始于1981年，当时，美国的精英教育体系刚刚开始成型。这套体系各个环节紧密相扣，俨然是一套严密封闭的系统。

△ 威廉·德雷谢维奇

这套体系还不仅仅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威廉姆斯等名校，还包括所有与之相关的一切，比如精英高中和私立学校，以及如今蓬勃发展的辅导行业和学习咨询服务、考试辅导以及各种荣誉项目等。当然，这背后还有拼命把孩子推进这台庞大机器的父母和社区。

德雷谢维奇本人可以说是这套体系的幸运儿，他大学开始于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并一路读到了博士，后来在另外一所常春藤盟校耶鲁大学任教十余年。

但他发现，这个精英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大都很聪明，也很有天分，且斗志昂扬，但同时他们又充满着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

在德雷谢维奇眼里，精英教育体系培养了一群“优秀的绵羊”：他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很老实地向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善于解决手头上的问题，但对于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一无所知。

那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学会独立思考，学会明智选择，怀抱信念，心向自由。

真正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学习一种思考的方式。真正的教育，应该能让我们掌握获得幸福的终极能力。

希望我们能朝着这些真正的教育目的前进，让每个孩子都拥有幸福生活的能力。有句话说得好：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你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