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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语族群文化:临高语 弱势中的“强大”

潘雪茹 历史沿革 2017-07-17 15:07: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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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语族群文化
临高语 弱势中的“强大”


临高县生活着5万操临高语的疍家渔民。

  语言有强势弱势之分,当今海南各种语言方言中,普通话以其官方语言的身份稳坐“龙头老大”的地位,海南闽语虽然人口高居全省大半却屈居其后,其他更只能殿在二者之后。语言是用来交际的,在一个多语杂居的地区,交际语言可能随着交际场所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家庭里面和同一语言集团之间,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母语,但在社会公共交际场合,如在集贸市场交易和到政府部门办事,要跟不同语言集团的人交流时,只能使用彼此都懂的语言。

  由于强势语言的操用者往往不太愿意去学习相对弱势的语言,而弱势语言的操用者为了交际的需要,却不得不去学习强势语言,因此,强势语言就自然而然成为不同语言集团社交场合的共同交际语。其结果,弱势语言由于使用场合有限,在强势语言的四面围攻之下,就会逐渐萎缩,乃至于最终灭亡,满语由曾经的辉煌到现在的式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然而,这样的情况在临高县境内的临高话身上一直没有发生,相反,作为岛上的一种弱势语言,它至今依然坚挺,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

  临高县建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是岛上建县历史较久的县份之一,也是岛上县名1300多年保持不变的少数几个县份之一。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总人口为427873人。该县是“临高人”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临高语势力很强,一支独大,就像一个大熔炉,不管哪个语言集团,不管来自何方,不管是官员、商人还是经营其他行业者,为了交际的需要,定居下来之后都不得不学临高话,只要进入该县两三代,都要被其“同化”,几乎无一例外,即使他本人还顽强地讲自己的母语,但到了第二代,一般都会讲一口道地的临高话。由于人多势众,他们不太愿意去学母语以外的其他话,除极少数人外,一般人只会讲本地话,而其他语言集团为了交际的需要,定居下来之后都要学临高话,因此,从农村到乡镇到县城,临高话几乎成了集贸市场交易唯一的交际语言,作为“龙头老大”的普通话只能屈就在县里开会和城镇教学用语上。

  对闽人和客家人的影响

  从该县居民成分看,除了“临高人”还有其他语言系属的居民。据1980年统计,讲临高话的人占了该县总人口的91.6﹪,这就意味着,还有8.4﹪的居民不是“临高人”,其中主要是闽人和客家人。闽人落户临高者大部分是利其山水过来的,县南部就有来自潮州的几个村子。他们来到临高后,长期与“临高人”打交道,基本上都学会了临高话。加来镇有个叫美塘村的村子,其祖先是400多年前从广东丰顺迁来的,现在已经发展到600多人,尽管第一语言还是母语,但都通晓临高话,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临高话都说得跟本地人一样溜,单从他们所讲的临高话上根本无法识别其身份,只有通过风俗习惯才能分辨得清。闽人擅长做生意,落户临高的闽人还有一部分是辗转过来做生意的,主要集中在县南部的加来、和舍、多文、龙波等墟镇中。由于当地临高话势力太强,他们自己的母语一般只在家庭和本族群内使用,尽管他们就生活在镇上,但在集贸市场交易里也很少派上用场。有些地方年轻一代甚至更习惯讲临高话而不愿意讲母语,久而久之,就把母语也给忘了,老一辈经常为此抱怨,但也无济于事,临高县城就是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县城迁到今址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作为全县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临高县城原来有不少从各地来闯海的闽人,但现在已经很少人会讲自己的母语了。

  海南的客家人上岛比较晚,现今居民人数远比临高人少,其所操用的语言即客家话更是处于弱势。据古小彬所著《海南客家》,客家人成批上岛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朝廷发布《敕开垦琼州荒地》命令以后的事。由于当地人多地少,一部分居住在广东省肇庆、嘉应、潮州、惠州地区的客家人,越海迁居于本岛。由于来得比较晚,岛上比较好的地段已被上岛较早的语言集团占有,客家人只能选择在山脚部位居住,开山垦荒。客家大部居于本岛西部,其中包括临高的兰洋与和舍。解放初期兰洋已割给那大县(今儋州市),现今临高县内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和舍的几个村,包括槟榔山、荔枝山、四门寮、加龙井、龙潭等。这些村落的居民除母语外,全通临高话。在汉民族各种语言集团中,客家人漂泊性最强,经常颠沛流离,由于担心远离故居后世子孙忘记祖宗创业之苦,老一辈都希望后辈能守住自己的语言,试图通过母语的传承把祖训宗功维系下去,因而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美誉。但是,在临高这方土地上,面对远比它强势的本地语临高话,根本无法阻挡,这些纯客家后裔的村落,很多人已经被临高话同化了,他们被临高语同化的程度比闽人还要深,如四门寮的中青年根本不会讲客家话了。

  对新移民的影响

  以上所说的闽人和客家人,都是有明确的非“临高人”的身份标识的。事实上,如果追溯历史,现今被认定的“临高人”,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原来也不是“临高人”。这里面最典型的是谢渥的后裔和“临高人”地区的疍民。

  谢渥是临高县迁县治于莫村(今县城)后的首任县令,南宋福建晋江人,在任期间重教兴学。绍兴十八年(1146年)胡铨被贬吉阳军(今三亚)路过临高时,曾被他延请到茉莉轩讲授春秋大义,传播中原文化,在临高留下了千古佳话。卸任后举家定居临高,他的弟弟也全家来临高落户,今其后裔仅临高就有好几千人,散居在官位、多琏、兰堂、敦礼、和丰、拜溪、和逢、龙浪等村庄。

  想当初,谢渥兄弟两家到临高时都应该是讲闽语的,而且还可能坚持了好几代,但终于守不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的后裔把自己的母语彻底忘掉,而把临高话当成了自己的母语。

  谢渥兄弟两家的“蜕变”只是家族式的,“临高人”地区疍民的“蜕变”却是整个群体。疍民是人们对以船为家、靠打鱼谋生的水上人家的总称,据正德《琼台志》,明正德年间海南登记在册的疍民为1913户,“临高人”地区共556户,占当时疍户总数的28.8﹪。临高县海岸较长,港汊密布,当时疍民有221户,主要集中在现今县西北部新盈和调楼两镇的沿海地带,该地区的中心集市新盈墟临高话就叫做“喊”(“疍”的临高话读音)。早期疍民基本上以船为家,居无定所,但明代临高人王佐(1428—1512)《鸡肋集》中就出现新兴、黄龙等聚落名称,还以黄龙村为题写下了《黄龙观海》和《黄龙夜宿》两首诗,据此,临高境内明代就有疍民上岸定居了。王佐诗文中的新兴、黄龙,至今名称依旧,都是疍民聚居之地,前者是一个拥有近万人口的中心集市,后者也是一个将近几千人的著名渔村。

  现今疍民这个群体仅临高县就有5万人,如果把原琼山和澄迈的“临高人”疍民也计算在内,估计将近10万人。一般认为,海南的疍民是从珠江口迁徙过来的,他们原来应该有自己的语言。据了解,现今岛上三亚市的榆林港、南海及藤桥渔业村,海口市的捕捞新村、捕捞旧村和白沙门下村,陵水的新村港,昌江的昌化港都在使用一种被称为“疍家话”的语言,但“临高人”地区讲的却是临高话,显然,这些到“临高人”地区的疍民,后来都被“临高人”同化了。这么大的一个群体被同化,完全融合到“临高人”当中,从其他语言集团变成真正的“临高人”了,说明临高话的势力是多么强大。这也足见现今的“临高人”不是一个单一的语族群,而是在不断融合其他语族群扩充壮大起来的。

  其实,我们说临高语是一种弱势语言,是就现在的情况讲的,历史上它曾经是岛上最强势的语言,这种地位,可能维持到闽人大规模上岛成为岛上居民的主体之后才结束。(刘剑三)

因为谐音而一地多名
“美兰”之名七度变脸

  翻开海南地图或者海南舆地相关文献书籍,总会看到一些同一个地方有多个名称的现象,比如美兰机场名称缘起的村子,有 “美蓝”“美兰”之殊,博鳌亚洲论坛的所在地,更有“博敖”“博鳌”“卜鳌”“博傲”之异。人们对此往往是一头露水,莫明其由。其实,这种由同音或近音的谐音关系形成的一地多名,是临高语地名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

  临高语是一种非汉语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地名多为汉字音译。由于汉语同音近音字多,同一个地方不同时代可能用字不同,同一时代不同的人也可能用字有别,导致一地多名比比皆是,就笔者所见,一地三名就有不少。如文昌的迈号,嘉靖《广东通志》“琼州府”的“驿铺”下写作“迈号”,雍正《广东通志》“琼州府”的“驿铺”下写作“迈候”,咸丰《文昌县志》卷一“舆图”上写作“美号”;澄迈县福山镇海边有个花场村,原来是一个墟市,《正德琼台志》卷十二“墟市”下记作“墟场”,嘉庆《澄迈县志》记作“头昌”,光绪《澄迈县志》卷二“都市”下记作“花场市,旧名头昌”,道光《琼州府志》不了解地名的变化情况,卷九《建置志五·都市》下“头昌市”和“花场市”并收 。

  一地四名的也有一些,前面提到的“博鳌”的异名就是如此。

  而以“美兰”的异名为最多。该地名源于一个驿铺,最早见于《正德琼台志》,该书卷十四“铺舍”中写作“梅蓝”,康熙《广东通志》琼州府“驿递”和康熙《琼山县志》卷一《舆地志》袭之;乾隆和咸丰《琼山县志》疆域志(舆地志)均作“迈蓝”;民国陈献荣《琼崖》第五章交通之“公路”下写作“美蓝”;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之海南“公路”下作“美男”;民国陈铭枢《海南岛志》“海南全岛公路图”上写作“美南”;测绘出版社1995年《海南省地图册俊》写作“美男”;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年写作“美兰”。其变脸竟有7次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临高语地名虽一地有多名,但没有一种书写形式能揭示地名的来历,地名的来历只存于语音即口语当中,书写形式只是一种视觉符号,与地名来历无涉。这是所有非汉语地名和汉语地名的根本区别。 (刘剑三)

临高语族群文化
民间绝艺领风骚


椰雕艺人文传述收藏的椰雕茶具。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海口市羊山地区永昌村杂草地里的糖碾。 (资料图片)


临高渔民能在半年之内造出一艘大船。 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海南是一个移民岛,现今岛上的居民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从岛外迁移过来的。学术界一般认为,黎族先民是最先登岛的,临高人继其后。汉武帝一在岛上设郡建县,临高语族群就被编入图册,变成输贡纳粮的齐民,也成为开发建设海南的主体,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宋代闽南人大规模登岛之后。

  在开发建设海南的过程中,他们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历史,种双季稻、养八度蚕等荦荦大者不说,就是民间工艺方面也能异军突起,表现不凡,海口羊山地区的雕刻技艺和临高新盈地区的造船工艺,都在各自领域里各领风骚。

  羊山地区泛指海口市西南部被火山石覆盖的地区,因盛产黑山羊而得名,地理范围包括琼山区的龙塘、府城、旧州,龙华区的龙桥、龙泉、遵谭、城西、新坡,秀英区的石山、永兴、东山、长流、西秀等13个乡镇575个自然村,是临高语族群除临高县以外的主要聚居地。

  这一地区多山多石、少地缺水,传统农业难以发展,历史上成年男人往往另寻出路,依托本地资源学一门手艺讨生活,也因此造就了一代代从事木雕、陶艺、石雕、椰艺、工艺家具等制作的能工巧匠,出现了很多以工艺得名的手工业村,形成了海南工艺品的主要发源地。

  而临高是海南的海洋渔业大县,不仅渔民多,渔船多,以渔为业的新盈工匠的造船技艺也首屈一指。

  石雕走进人民大会堂

  羊山石雕是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该地区石头丛生,石料资源丰富,当地居民的生活用品如石磨、石缸,墓前的石人、石狮、石狗、石鸟,民间土榨轧蔗用的石碾子,“一间三格十柱式”古石屋的石柱,无一不是就地取材加工而成。刚开始时比较粗糙,随着对文化精神生活追求的提高,石匠在雕刻时注重在装饰美化上下功夫,制品也越来越精美,名声也越来越响,琼北地区修建的宗祠庙宇和古式民居,其中的石雕部分几乎都出乎其手。羊山地区边缘有个美榔村,村东南有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美榔双塔”,据明《正德琼台志》记载,乃元代乡人所建,其石雕工艺精湛,造型美观,代表了古代海南石雕的传统技艺。综合各方面因素,包括双塔的地理位置、村民所属族群看,其石雕工艺也应该来自羊山地区。

  羊山地区的石雕,以龙塘镇最为著名。龙塘的石雕技艺源远流长,元代就有石雕、木雕,到明代时石雕、木雕工艺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后又吸收了北方的一些雕塑优良传统,水平大有长进。其石雕艺术素图像逼真、雕工精湛、形象生动,在岛内外享有盛名,自清末以来民间就出现了一些远近闻名的诸如博抚、永昌等石雕专业村,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石雕艺人。生于1916年的艺人周明鉴,十多岁就开始学习雕刻,尤擅长石雕,其创作的作品遍布岛内外,北京毛主席纪念堂两壁就有他的浮雕作品。

  1958年,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首都进行“十大”献礼工程建设,海南抽调25名能工巧匠组队去参加,龙塘镇艺人范光辉、周明鉴、吴清存、冼际贤和冼必群父子等11名石木雕刻匠也名列其中。他们在京将近一年之久,参与人民大会堂的浮雕工程和民族饭店、文化宫等大型建筑的石雕与石料加工工作,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好评,国家还给他们发了石雕工艺证书。由于龙塘石雕木雕精巧艺术的成就,1995年被国家文化部授予 “民间雕刻艺术之乡”的称号。

  国家级非遗椰雕

  “海南椰雕”是手艺人以椰壳为主要原料、以刻刀为主要工具,采用雕刻、拼贴、镶嵌、彩绘技艺制成的融观赏性与实用性于一体的生活用品及其制作技艺。海南椰雕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其最初功能是实用性的生活用品,包括简单的酒茶文房用具和盒罐等器物。其制作过程,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椰子树)有圆如卵者,即截开一头,沙石磨之,去其皱皮,其斓斑锦文,以白金涂之,以为水罐子,珍奇可爱。”而据《南越笔记》记载,李德裕被贬到崖州时,有一个用椰壳制作的酒杯, “尝佩于玉带环中”,则透露出这种酒杯乃源自当时的崖州州治一带,即现今的海口羊山地区。后来经过历代椰雕艺人的精心经营,海南椰雕技艺日臻完美,在实用性的基础上融入观赏性,终使椰雕成为独具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工艺品,自明朝起就被选为朝廷贡品,被人们誉为“天南贡品”。

  羊山地区椰雕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不少人家以此为生,世代相传,龙桥镇富道村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椰雕专业村。该村多数人以雕椰为业,300多年前就办起椰雕作坊,产品销往岛内外。在这里,村民互相切磋雕椰技艺,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由此成长,椰雕艺人文必德、文邦荣和文传述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文必德雕工最好,文邦荣造模最棒,两人都通晓全套椰雕工序,任何一种雕法都信手掂来。1955年海南特别手工艺厂建厂,首批仅招八九名艺人,20多户人家的富道村就占了6人,文必德和年轻的文传述也在其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厂里生产的精美椰雕几乎全部外销,出口地涉及芬兰、英、日、德、泰等国家和地区,赢得赞誉无数。上世纪50年代初,文必德曾赴北京献艺,当场表演椰雕技艺,获二等奖。1957年,年届花甲的文必德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文邦荣一生共创作了500多件椰雕作品,曾两次上北京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大会,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文传述是继文必德、文邦荣之后的椰雕村里惟一一个掌握全套椰雕技术的艺人,也是2008年海南椰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后椰雕技艺的首个传承人。

  土法制糖的顽强坚守

  海南是我国甘蔗的主要产地之一,种植历史悠久,制糖业也有比较长的历史。据《新唐书·地理志》,糖已被列为海南的土贡产品之一,据此,唐代乃至唐以前海南已经出现制糖业。制糖的方法,从一开始就采用传统的土榨法,一直到成书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海南岛志》,海南制糖仍然是“概用旧法,无用机器者”。宋代海南制糖已成规模,清代以后,利用传统工艺土法制成的红糖,成为海南土特产的一大农副产品。据《海南岛志》载,海南土糖生产最鼎盛的民国十三年(1924),由琼海关往外洋及通商口岸输出的红糖就有111353担,价值734487两白银,几占当年土货总价值的20﹪。

  在海南的土制红糖中,琼北地区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而琼北地区又以现今的海口市遵谭镇为最著名。明清时期,遵谭地区已经有多家糖寮、油坊,有“万铺”之美称,琼北地区很早就传有“万铺的糖寮定安的布”的民谣。该地区所制红糖远近闻名,为周边居民所喜爱,还远销广州、上海,出口日本、东南亚等。

  现代糖厂兴起后,海南土糖从辉煌走向式微,但曾经辉煌几百年的遵谭依然有人在顽强地坚守。吴奇珍是遵谭土法制糖世家,制土糖历史可追溯到他爷爷的爷爷。吴奇珍的曾祖父吴家芹是远近闻名的“糖客”,1890年就跟村里的两兄弟办起了一间土糖寮,至今已一百多年。作为第五代吴家土法制糖传承人,他坚持用纯天然工艺制作土糖,让家传秘制的土糖继续传承下去。

  2010年,吴奇珍的土糖作坊工艺被评为“海口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土法制糖工艺”,随后其作坊又被评为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级项目“土法制糖工艺”传承基地,吴奇珍本人也正式成为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土法制糖工艺代表性传承人。2013年,遵谭的土法制糖入选海南省第三批保护名录。

  传统造船技艺谱新篇

  临高渔港众多,自古以来都是海南的渔业大县,渔业产量一直居于全岛前列。据康熙《琼州府志》,康熙年间,临高县鱼课合米950多石,居沿海12州县第二位,仅次于儋州,占全岛鱼课总额的15.9﹪。海南的海产品主要来自近海拖网渔业,据《海南岛新志》,该项作业“最盛行于新盈、白马井、海头、三亚、博鳌五港”,其中新盈港“最为发达”。新中国成立以后,临高渔业发展更为迅速,1998年以来,海洋捕捞总产量连续18年位居全省首位,年产量约占全省的1/3。

  临高渔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造船技艺。临高渔民很早就会自己造船,拥有的渔船也比较多。据1930年成书的《海南岛志》,临高共有渔船322艘,居沿海12州县首位,比琼山、文昌、陵水、崖县和昌江5个县的总和还要多。海南沿海各县历史上大多也自己造船,但由于制作木船工艺复杂,过程又苦又累,年轻人已经没有人再愿意学习造船技艺而改做他业了。如海口演丰历史上著名的造船村禄尾村,只剩最后一个已年过60的造船技艺人。然而,临高县新盈一带的渔民却仍然执着地坚守祖宗传承下来的手工造船工艺,而且船越做越大,造船业规模也越来越大。

  临高县传统造船工艺最红火的是跟新盈镇只隔一道黄龙湾的调楼镇。该镇的黄龙上村,全村180多户900余人,约60%左右的渔民都会自己造船,目前大的造船作坊就有两家,其中王家兴的造船作坊名气较大。王家世世代代都是造船的能手,这门绝艺传承到王家兴至少已经四代人,如今他的孩子也在跟着他学造船。在王家兴的造船工坊里,木制百吨大船基本上靠手工造成,高峰时每年能造20~160吨的渔船40多艘。该镇青龙村的明路造船作坊也远近闻名。明路造船作坊的掌门人张明也是造船世家的匠人,爷爷张以侃和父亲张绥之都是技艺精湛的造船工匠,1970年代张绥之就可以造30吨的大船。由于张明能很好地将传统手工造船技艺和现代造船理论结合起来,2009年其造船作坊获得了国家海洋部门颁发的木船制造许可证,次年他一年就造船50多艘,还在昌江开起了“连锁店”。

  今天的临高造船技艺依然靠手工操作,但已经广泛使用电锯、电钻、电刨来代替以往的斧子、刮刀等纯手工操作的工具,大船动力也改用柴油机,作业效率、工艺精确度、抗风能力和航行速度等已大大提高,既提高了造船生产效率,又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广大渔民获利,使产业规模逐步扩大,除了供应临高地区,儋州、琼海、陵水等地的渔民也慕名前来订购。(刘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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