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的“推绳效应”与中国的“马尔萨斯陷阱”

　　在计划生育实施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终于彻底改变了生育政策。从限制生育但有人依然不计代价的“超生”，到鼓励生育但大多数人却失去了生育意愿，中间恰好经历了一个人一生年华最好的时间，40+年。

　　人口生育市场也是一样。当限制人口生育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当鼓励人口生育的时候，人们已经类似“惜贷”一样的“惜育”。因为时过境迁，与工业化前的中国处于农业社会，“人们的生育人数总会超过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相比，后工业化时代高昂的生育成本和机会成本，已经让刚刚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望而却步。这或许是另一种“马尔萨斯陷阱”。

　　今天的中国虽然成功的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级），生产力和供给能力已经高度发达（产能过剩），但似乎出现了马尔萨斯描述的自动衰退的生育意愿。然而，与农业时代或前工业时代相比，在消费型社会人口的重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人口增长率意味着经济活力，人口塌方意味着经济增长塌方。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式马尔萨斯陷阱，可能也意味着中国多少年来一直想跨越的一种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从生育市场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口问题，无疑这个市场是受到严重“计划干预”的。近五十年前，为了解决农业社会下过度人口生育带来的生存危机，以便获取生产剩余以推动工业化，中国施行了古今中外未见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人的生育权也纳入计划经济调控的范围之内。

　　尤其是，在一个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边缘的时间，生育后代叠加抚养老人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压力，可能会引发“生育市场”的另一种市场失灵——人们失去了自主的内生的生育意愿。在这种市场失灵的状况下，需要政府果断采取另一种形式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鼓励生育像四十多年前一样纳入基本国策，进行全民动员。

　　此举事关国运。

　　工业化之前的生存压力：人口过剩

　　虽然现在很多人诟病和批评过去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进入工业化时代，加上依然错误的实施计划经济，整个国家生存生活资料的供给有限。如果一味放任“无政府状态”的人口生育，很可能在人口大爆炸的失控形势下造成巨大的生存危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一直警示这一点。

　　第一，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由于计划经济没有真正的“引爆”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大部分时间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的生育决策还处于农业社会尽可能多生育以创造简单劳动力数量的状态（确切地说是一种生育文化，比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无后为大）。与当时西方国家已经步入工业社会相比，中国特殊的落后农业社会状态，需要政府在生育问题上进行干预。

　　由此可见，当时计划生育的出台存在一定的时代合理性，是在各种外部因素大幅改变的情况下（人均寿命提高、供给不足、工业化初期等），对“无政府状态”和失灵的生育市场的一次干预。

　　二

　　计划生育这一外生手段突然降低的抚养比，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提高，又进一步为人口红利的变现创造了条件。这个双向正反馈过程带来了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或者中国工业化进程被引爆的过程中，适度的人口控制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如果不进行计划干预，按照农业社会生育率进行的人口繁殖，很可能将中国经济锁定在增长停滞的“马尔萨斯陷阱”。在大量人口增加带来的生存压力下，人们很难提供有效的生产剩余和积累来为开启工业化进程提供资本。计划生育将大量的农村人口从抚养众多孩子的负担中解放出来，进入乡镇企业，进入工厂，进入城市，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视角来看，计划生育打破了农业社会下的传统思想束缚，将中国人从传统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束缚中跳出来，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完成自身价值的觉醒，投身到商品经济和工业经济之中，为自身及家庭更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去奋斗，而不是陷入“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思维困局中。这是从个人微观角度，因为生育负担减少而形成的要素活力。

　　因此，需要站在特定的时代——农业社会大转型或工业化浪潮的前夕，去理解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60年代婴儿潮提供的充足的劳动力，加上人口生育限制降低的抚养比，再叠加市场化、工业化浪潮，中国经济不可抑制的腾飞了。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一切的根源在于人。因为改革开放也是来自每个人意识的觉醒、思想的解放。

　　三

　　既然人口红利大部分是靠计划生育人为干预形成的，那么这个红利恐怕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天上掉下的馅饼。突然出现的巨大的人口红利，伴随着肯定也是悬崖式的人口减少，这个用简单的人口增长模型就可以测算到，政策层肯定一直也有预期。

　　即使放开生育或者鼓励生育，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在大幅降低。以放开二孩政策为例，2016年我国就正式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从数据来看，当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相比前一年增加了131万，此后几年，我国出生人口就逐年下降，到2020年已降至1200万人。下降幅度非常大。

　　为什么中国出现了似乎突如其来的生育大萧条甚至性萧条，其实一点也不足为奇，这是一个发展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初级工业社会，迈向高度工业化、城市社会的必然规律。这个规律，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老牌的欧洲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都已经完整有力的出现了。我们只不过重复他们的一般规律而已。不同的是，我们的进程过快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进程，我们用来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这对于相对缓慢的人口周期来说，显然很难甚至是无法自我调整，只能迎接断崖式、危机式的后果。

　　因为在高级工业社会，现代消费型社会，个人更加看重自身的价值和体验，不再将快乐和满足寄托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本能体验上，这在当前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身上体现的较为明显。固然高房价、高成本、高消费抑制了生育欲望，但与农业社会相比更加丰富的现代消费体验，加上避孕方式的普遍流行，将生育和性体验分离，这些都是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重要原因，由此诞生了“丁克一族”。这在农业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却是工业社会、消费型社会的普遍例子。年轻人不仅不想生孩子耽误自己的生活消费体验及升职空间，甚至连结婚、谈恋爱都缺乏动力。

　　等到工作以后，996式的沉重压力使得步入婚育年龄的年轻人没有精力和兴趣结婚生子，而且大城市中的普通年轻人大部分无法购买住房，也就没有婚育的“基础设施”。在这个预期之下，日本的佛系文化、断舍离、宅男文化等，中国的躺平文化、六和大神文化也开始普及和流行。这些都是抑制生育的。

　　四

　　那么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解铃还须系铃人，四十年前依靠强大的权威计划调节能力控制住了失控的人口增长，也就应该有能力采取反向的意在激励人口增长的国家政策。又到了考验中国制度优势的时候了。

　　因此对中国来说，首先要降低人口增长率预期，以客观理性的视角看待当前的人口增长率下降问题。同时，也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反思可能存在的生育放开政策滞后的决策失误问题。

　　但是一旦步入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城市化率超过60%）和高收入、高消费的消费型社会，人们内生的生育意愿就会大幅降低。此时，新一轮人口数量红利的时间窗口将会关闭，成功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将资本红利（过去积累的资本带来的投资收益）替换人口红利，同时将过去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转换为高质量发展模式。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人口正增长和负增长都是指数级的，需要提前做出应对，重症下猛药（类似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说到底，就是每年拿出专项的预算资金和社会保障配套服务来鼓励生育，这也是过去人口红利对现在人口负债的一种补偿。行之有效的一些政策，发达国家已经做出了榜样，我们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应该比他们做的更好。比如，直接全面放开生育，有能力多生的就多生；对二孩、三孩的直接补贴（2～5万元）和税收减免或递延，专门面向三孩及以上的免费教育和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当然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会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但是也要看到多孩生育带来的乘数效应，到时孕婴、医疗、保健、教育、家庭乘用车等市场也会迎来巨大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

　　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关键是真正的下决心执行。种一颗树的最好的时间是在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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