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户规模首次破3，或预警另一种收缩型城市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这是自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平均家庭户规模首次“破3”。

　　事实上，在全球城市研究中，“平均家庭户规模”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变量。一些研究者认为，城市收缩不能仅仅关注人口总量减少，“平均家庭户规模”收缩，实际上也是一种形式的“人口减少”。

　　2.62，从全球来看处于什么水平

　　2020年，世界“平均家庭户规模”为4.0，其中，规模最大的国家是塞内加尔8.7，最小的国家是瑞典1.9。按大洲来看：

　　美国2.6，北美2.6，中美洲3.9，拉丁美洲3.4，南美3.3；

　　非洲4.7，东非4.5，南非3.3，西非5.1，北非4.5，中非5.1；

　　进一步对比来看，日本“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4，韩国为2.5，而中国最新的“2.62”已经与美国持平，且直接逼近韩国、日本和欧洲平均水平。

　　人口保持低速增长，家庭户总量却在快速增加

　　以美国为例，“平均家庭户规模”从1900年的4.60下降到1940年的3.68，2010年再降到2.58。美国2020年人口普查记录的“平均家庭户规模”是2.60，这也是美国自1900年开展人口普查以来，“平均家庭户规模”第一次增加，虽然只有微小的0.02。

　　例如，1940年，美国“五人及以上户”所占家庭户总量比重为27%，而单人户所占比重只有8%；到2010年，二者几乎颠倒了过来，“单人户”所占比重上升到27%，而“五人及以上户”比重已下降到11%。

　　“家庭户”（Family Household）之下，又包括有子女夫妻户（Married Couples w/children）、无子女夫妻户（Married Couples w/out children）、单亲家庭户（Single Parents w/children）和其他家庭户（Other Family，比如几世同堂的家庭等）。

　　从总体构成来看，美国“家庭户”占比从1960年的85%下降到2020年的65%，而“非家庭户”占比从1960年的15%上升到2020年的35%。

　　而导致家庭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是年轻人晚婚晚育、夫妻少子无子以及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等等，这些都已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再看中国，我国没有区分“家庭户”和“非家庭户”，而是做了户口人数上的划分。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划分标准，中国的家庭户分为一人户、二人户、三人户，以此类推一直到十人及以上户。

　　由于统计方式差异，难以从家庭户构成角度解释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的变化。但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有一个影响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急速下降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即家庭户总量的增加。

　　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过去十年，中国城镇化和住房市场快速发展，家庭立户水平不断提高，在人口保持低速增长情况下，户数总量的快速增加，自然就稀释了“平均家庭户规模”。

　　城市化进程中，增长和收缩相伴相生。与“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相对应，近年来“收缩型城市”也愈发受到关注。二者存在何种关联？家庭户又如何影响城市？

　　研究分别对比了2010年至2018年间，美国三个“铁锈带”城市——芝加哥、底特律和匹兹堡人口总量和家庭户总量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虽然三个城市的人口总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家庭户总量都有显著增加。

　　研究认为，城市人口总量和家庭户总量两条曲线的背离，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至少对于住房需求市场而言，它提供了比单一观察城市人口总量变化更加丰富的信息。

　　文章认为，当前关于收缩城市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城市人口总量“增长-减少”的二元对立，而忽视了城市内部家庭户规模的变化。

　　文章根据美国1950年的家庭户规模，调整了底特律、费城和伯利恒三个“铁锈带”城市1950年到2010年的人口变化情况。结果显示，如果在保持1950年家庭户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底特律60年来实际人口减少47.6%而非61.4%，费城人口将从减少26.4%变为增长1.3%，伯利恒人口则由原来的增长13%上升到增长63.8%。

　　由此可见，家庭户规模的变化，对一个城市人口总量的变化事实上影响非常巨大。正确认识和理解在家庭户规模变化基础上的人口减少，对于后续相应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