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学校品牌管理》杂志 2021年5月刊“品牌论坛”栏目 责编：盛海辉
中国式学校品牌的三维构造 文 | 林玮
林玮，新生代传媒研究学者，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南菁美育研究所副理事长。 品牌的构造一般分为五个层次，即识别层、美感层、应用层、版权层和创意层。居于核心位置的是创意，它构成了整个品牌标识的灵魂。 而中国式学校品牌并非一般基于设计意义上的“品牌”，它其实是“中国”+“学校”+“品牌”三者的合一。因此，它需要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作为灵魂，又要有当代形态与之相映衬。
“中国式学校品牌”应是一个三维构造，分别突出形式（校园形态）、内容（教学形态）和语境（社会形态）。它提醒着中国的教育家高度重视继承传统和文化自信，重视学校之于国家、社会的意义和关联。 第一维是中国式校园，或称书院式构造 中国的学校在校园构造上当然有参照西方学府而设计的，其中也不乏精妙大气之作。譬如上海美高学校马桥校区，就以廊柱、雕花和孟莎式的屋顶彰显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法式形态。
但作为中国式学校品牌，其传承的外延直观感受即为中式建筑。这种书院式学校在当代中国的复兴，尤其值得关注。它一方面使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美育精神有物质形态的寄托，而另一方面也使学生能够在脱离城乡常见的建筑与园林中感受读书氛围。 学校是用来读书的，而读书本身是一件与“市井气”有所区别的生活形态。虽然杜威强调“教育即生活”，但是就濡染、陶冶与淬炼某种人格情操和家国情怀来说，中国式学校惯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 严耕望先生有《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专门讨论唐朝士子喜欢在山中佛寺、道观读书的风尚。颜真卿就说：“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泛爱寺重修记》）。唐代市井喧嚣，需要某种沉淀与隔绝来训练读书人的高远追求，而当代社会也是如此。不少百年老校是书院式建筑，如苏州十中；也有新建校区保留古物，风气俨然，如南菁高中。不过，当代的书院式学校不应只是形状上“像”古代建筑，更重要的是要在学校建筑形态中构筑出“山林气”，以显现与世俗风尘不一样的清远追求。 我见过不少学校虽然有中式建筑和园林，但“山林气”只是点缀。整体上还是功利意识比较强，恨不得每一寸土地都用来展示教学创新。其实，校园作为读书处所，不妨适当追求空疏，显现林廓清幽，以和现实功利的社会氛围区分开来，显现出一种超拔于俗世的姿态。
特别是可以在某些景观与场所的命名上，突出“中式”特色。 举个例子，传统书院一般都把学生宿舍叫做“斋”。“斋”字原意便是用行动来表示对事物的恭敬态度，譬如古人祭祀前的斋戒沐浴。而“斋”的意思就是提醒学生，你到了宿舍仍然要虚心向学，而不可随意放纵。 我见过一所大学新建四座学生宿舍，面向全校征集命名，一时间“春夏秋冬”“高山流水”，甚至“风花雪月”纷至沓来，让人眼前一亮。而最终公布结果却是A座、B座、C座、D座。几年后，这几幢楼又改名为学五、学六、学七之类。这足见中国式学校品牌不是没有民间基础，而是追求自由的美学与追求秩序的治理存在龃龉。这需要学校管理者有更大的智慧，借助大数据技术，秩序的实现未必要违背审美。
第二维是具身化教学，或称体验式教学 说到具身化教学，似乎是一个十分现代的观念。但中国古人对教学的认识，很早就运用了“体验”之感。特别是在知识与道德之间尚未划分出清晰界限的年代，“格物”与“致知”乃是毫无间隙的一体两面。这与普通人印象中的传统教育不大一样。如一般人总感觉中国传统教育是刻板的、训斥人的、说教的，甚至是体罚的。其实不然。
讨论“中国式学校品牌”，很有必要在教学观上适度继承或部分回复到“中国式”去。 中国传统学校并不是“万马齐喑”或“摇头晃脑”。古代“六艺”就都是感受性和体验性很强的教学内容。此外，吟唱作对、字谜诗钟，都是古代学子的边玩边学的游戏。年纪小一点的学生，也可以像鲁迅先生小时候那样，“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或是拿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更何况，中国教育中还有仲尼闲居、鼓瑟舞雩等极富美学追求的场景。 而古人读书，亦十分注重身体感受。且不说朱子主张“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就是古代人读诗读经所用的诵读之法，就很有声音哲学与听觉美学的意味。姚鼐在《与陈硕士书》中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祗久之自悟”；梅曾亮在《与孙芝房书》也说，“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则入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浙江余姚人楼适夷（1905-2001）上小学的《读经》课，就说自己从老师读古文的声调中，能“体会到高低轻重，抑扬顿挫与内容密切结合的变化，感染到文章的所谓‘气势’而发生了美感。”鲁迅笔下三味书屋里的先生读书，也要“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这些都很有身体意味，使知识与经验在身体感受中获得统一。更遑论古代书院高度注重论辩。譬如明代大儒湛若水，直至九十多岁，仍喜好到书院与人辩论。这种质疑辩难的教学传统，其实也有很强的具身与情感二维结合的教学特征。
今人倡导“中国式学校品牌”，在教学手法上也可以适度挖掘古意。学者施久铭曾建议把古代木作工匠的榫卯、斗拱等结构予以力学分析，创设“中国式STEAM课程”，其实就有不少中国古代具身化教学（师徒制）的意味，值得琢磨。
第三维是社会化发展，或称嵌入式社交 现代社会进入了分科精细化的时代，教育变成了相当专业之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学校（尤其民间书院）的相当社会功能。在今天，学校只是教学生的地方，而社会对学校寄望极高、关注过多，却没有能让学校更多地拓展功能介入社会，使学校与社会有更多可以沟通与交流的渠道。 传统书院往往要承担大量宗族、乡党的社会职责。除了藏书刻书，不少书院在教学方面向社会大众开讲学问，有的书院还免费提供茶饭；在社交上，很多书院深刻地参与到婚丧嫁娶等社会民俗之中，使“礼乐”在地方有核心式的彰显。在一个乡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学校可能承担着“乡约”功能，祭拜本乡先贤、诵读圣贤经典、旌表好人好事、声讨恶人恶行。而这些都可以形成相当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公共力量，使学校具有某种道义上的地位和话语权，带动社会发展。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西方教堂的作用。
这种深度嵌入社会之中的社交属性，正是当代中国学校所匮乏的。相反，现代社会更倾向于让学校独立出来，成为“专心教好孩子”的一块红尘“净土”。而正因为此，社会寄予学校的要求便逐渐增多，“传统文化进校园”“消防安全进校园”“禁毒宣讲进校园”“冰雪运动进校园”……这种“只进不出”的现象立基于“校园是独立于社会的一块飞地”的观念，认为学校缺乏这些教育资源，“只进不出”很可能使学校反而失去了真正对社会进行富有文教核心地位对话的可能。 我在调研中发现，就有小学男教师表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甚至羞于与他人言及自己的职业，这是不正常的，更不利于“中国式学校品牌”的建构。尊师重教不能只停留在嘴上，而应基于学校更大的自主办学权力，使其能够有多种与社会交往，甚至引导社会的可能。比如学校与地方群团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公共文化单位等机构至少应该有更多共赢的合作。
中国式学校品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其核心是“中国式”。我把“中国式”解析为上述三个维度，而其每一个维度都可能延伸出诸多课程、活动、教学资源和社会行动。这需当代中国式学校品牌倡导者与践行者的更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