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奎明： 我的民师生涯

我是一九七二年春天回村当民师的。村小学五个年级，两个教师，一个公办，一个民办。民办教师刚辞职，我回去接替了他的位置。

学校离我住的小村庄不远，出校门上一个缓坡就到了。建学校的地方村里的人叫三孔窑，据说修建学校前那里常闹鬼。学校人多避邪，大队在三孔窑前盖起了五间土房，三间当教室，两间当大队会议室。后来学生多了，两间会议室也做了教室。我任教的班就是那两间会议室改建的，一门一窗，窗户小得不足一平米，老式的木格窗，窗上糊着白纸。土房有荆条编就的楼板，楼梯口设在室外西山墙，楼上是大队的缝纫室。平时有人到楼上裁缝衣服，楼板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灰尘也会随着响声簌簌落下。室内用土坯支起几块长短不一的木板，西墙上用水泥糊一块黑板，这就是教室了。教室后墙临时开了一个窄窄的门洞，门洞挂一布帘与教室隔开。五间房中间的一间一分为二做两个教师的办公室，办公室一床，一桌，一椅，几乎占完了空间。从教室进入办公室需低头侧身从门洞方可进入。许是室内空间窄小，也许是进入的门洞太不雅。我在那里工作了八年很少有领导涉足我的小屋。

学校从学前班到五年级分设两个班，一个班三个年级大约三十人，每年的人数不等，有多有少。另一位老师是公办，也是本村人，是本族长辈，我称泰叔。泰叔貌正品端，说话慢声细语，人品极好，写一手好字，毛笔、粉笔字都好。会拉二胡，闲暇时还能来两句豫剧。既是长辈又是学校负责人，虽是公办，工资也很低，一个月只有三十多元工资。可惜早年就过世了，没有熬到提高工资的时代。

一个老师包教三个年级所有的课程，工作量大而繁杂。初次登上讲台往往手忙脚乱，一节课要先给高年级的学生布置作业，然后给低年级的学生讲课，布置完作业，再给高年级讲。一个中午下来精疲力尽，坐下都不想再站起来。七十年代初期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但农村学校好像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学校不但正常上课，而且学区领导还时不时到学校检查工作。有时还组织学区期中期末统考，全区排名次。为了教出成绩，我几乎整天泡在学校。夜里带领学生上两节自习，放学后，为了安全，还要把较远的学生护送到家。然后才能回到学校，继续改没有改完的作业，准备第二天的课。那时，有的学生不想上学，老师还要家访做工作动员他们上学。忙不完的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单调的工作。

几十年后，每忆起那时的艰辛，我曾觉得不可思议，是什么力量支撑我坚持下来了？是工资吗？那时每个月只能领五元生活补助，小队里记二十八个工分，一个工分年底分红一毛五分钱。每当拿到那区区五元钱时，我总会一个人坐在校园操场外那土堆上，呆呆地望着下面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路人。什么时候也能像那公办教师一样领工资吃上商品粮。我们邻村一位民办转为公办了，更增加了我的希望。希望凭着自己的努力赢得转正的机会，学区每次组织的考试我几乎都拿名次，奖品多是一张奖状一支水笔或写着毛主席语录的塑料皮笔记本。其实转为公办只是自己给自己画的一张大饼，根本不可能实现。却不要说指标少，没有特殊的背景想转正在那个年代简直是天方夜谭。

教师除了上课，还要带领学生勤工俭学，创收解决学校经费问题。那时，学生上学不交学杂费，只交书本费。我们带领学生到离学校三里多远的山坡上开垦荒地，种芝麻种油菜，榨油后再卖成钱作为学校办公的经费。其实那种重活都得老师干，学生毕竟太小。记得一个叫杏树洼的小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公社组织全体教师在那里还开了现场会，鼓励学校积极创收改善办学条件。我回村的第二年冬天，大队组织劳力到北山上伐了一个多月木材，春天加工成双人课桌。我们是全公社第一个学生用上小课桌的学校，前后村的老师不断到校参观，颇自豪了一段时日。

民师生活单调辛苦但也有乐趣。冬季农村的夜是很长的，下罢夜自习，送走学生，大队磨面的一位老兄偶尔会跑到学校和我们一起做夜餐，改善一下生活。他兑白面，我们兑油，（卖油时我们都要剩二斤）泰叔很会做饭。用一只小盆把白面调成糊状，里面撒上葱花调料，然后用一只小匙挖一点放在滚汤的油锅里炸成焦黄，味道好极了。还记得那一年，学校荒地种出的油菜籽卖了好价钱，我们专门跑到山西的一个小镇花了十多元钱买了一个手提式收音机，组织学生学歌听戏曲。那时正是全国乒乓球热的时期，“小球推动大球"，尼克松访问中国更推动了乒乓球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我们带领学生拉沙砸石子，在校园打制了一张乒乓球台。同学们一下课都抢着打乒乓球，村里的年轻人也时常到学校打乒乓球，给学校增添了不少热闹的气氛。隔段时间，学区也会给学校分发图书，那时似乎写书的作家只有浩然了。《金光大道》《艳阳天》《西沙儿女》都是那时阅读的，还读过他写的散文集，名字已忘记了。那段时间，我还找来了当时的一些禁书，断断续续读了四大名著及《苦菜花》《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以此打发苦闷的时光。

给我命运真正带来转机的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七九年春季到学区开会遇到了曾教过我的刘存文老师，那时他在初中教数学。他把我叫到他的住室告诉我，在民师中招师范生，“报名吧，”他语重心长地说，“第一当不了饭吃，醒醒吧！”学区每次统考我都争第一名。刘老师掐着指头给我算学区有特殊关系的民师，“有转正指标，能挨着你吗？”但说起考试，我一点自信也没有，初高中是在文化革命中度过的。真正的基础是完小打下的。“试试吧，不行还当你的民师。”就这样我报了名，复习了一个月的时间，考上了师范，结束了民办教师的生活。

我当了八年民办教师，民师的辛酸苦辣我尝遍了。现在每每回忆起那段时光，仍感慨万千。条件艰苦，地位低下，但我庆幸没有辜负乡亲们的重托，没有辜负自己的良心。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还得到了社会和领导的好评，年年被评为各级模范教师，一九七八年还被评为县优秀教师。那年暑假，全乡办小学教师培训班，我被推选为辅导教师。站在讲台上，面对老师们渴求知识的眼光，我诚惶诚恐。每天备课到深夜，反复推敲教案，讲课一丝不苟。课下很多老教师虚心地同我探讨课堂所讲内容，完全把我当成了专业老师。每当他们叫我老师时，那种成就感荣誉感油然而生。更增强了当好老师，当专家型老师的梦想。

师范毕业后，我义无反顾地回到家乡继续我的师者生涯，直到退休。

寒来暑往，岁月更替。转眼我已退休十多年了。每每谈起我的从教生涯，总忘不了那难忘的八年民师生活，更忘不了因各种原因没有转为公办的同仁们。那是我从教的“初始”，没有那段经历，也许就不会有我的教育人生。那段经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我还常常想起。

责编：王芳 远岫 若谷

作者简介

许奎明，河南济源人，退休教师。喜欢清静独处，爱好音乐和阅读。偶尔信手涂鸦以自娱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