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敌后的“听风者”

解秘琼崖抗战时期不为人知的“潜伏记忆”

潜伏敌后的“听风者”

解放前从事琼崖地下工作的吴以怀，1961年摄于榆林。

1950年吴以怀、许桂英结婚照。

1984年东方墩头村琼纵老战友合影（二排左一为吴以怀）。

　　解密琼崖红色档案

　　东方市档案局近期在整理琼崖红色记忆档案中，发现了一位曾在1939年至1942年间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他的名字叫吴以怀。数十年来，有关在海南西部新街、墩头、港门（今属东方市境内）敌占区如何潜伏并开展革命工作的具体细节，老人甚少对外披露，本报记者在海南省档案局和东方市档案局的配合下，找到了吴以怀老人，听到了一段悸动人心的“潜伏记忆”。

　　入秋的味道总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寥落，对暮年的老者更是如此。

　　93岁高龄的吴以怀老人，躺在海口家中小院的仰椅上，记忆中早已没有了往昔硝烟，只是仍有割舍不下的回忆，不曾对别人诉说。这位在琼崖革命烽火年代立下赫赫战功和治军政绩的老人，曾做过一名“听风者”。

　　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省档案局和东方市档案局的配合下，找到了吴以怀老人，听到了一段悸动人心的“潜伏记忆”。而在琼崖革命的洪流中，热血铺洒的土地上，还有多少无名的英雄，我们终是无法得知。

　　他是怎么被选中的？

　　琼西吴以怀1920年出生在这里。墩头四面环水，一条内河自南向北从村庄逶迤而过，注入大海。为何称其为革命老区？1926年创办的昌江二小和始建于1938年的琼西中学，都是在琼西地区十分有名气的革命人士史丹一手创立的，也可以说是琼崖革命的摇篮，不少年轻学生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两所学校亦是琼西抗日风暴的发源地。吴以怀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

　　他的“革命导师”是史丹和马白山，两位革命家是在昌江二小读书的吴以怀心中最敬重的师长。对这一点，吴以怀虽年事已高，但记忆犹新。

　　吴以怀对旧社会制度下人民的凄惨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尤其是在家乡，妇女的社会地位极低，“那时候甚至可以随处在街上看到卖售妇女的现象，姿色好一点的300银元，姿色一般的100-200银元不等，我很不解，为什么人都可以拿来被买卖？”这也是吴以怀对封建而封闭的家乡状况的最初记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吴以怀的家乡反封建运动开始兴起，吴以怀在昌江二小上学时，因为常常向学校的孩子们教导反压迫斗争，史丹（海南著名教育家、革命思想传播者）成为他心中有着非常分量的“偶像”教师。而史丹开始注意到吴以怀这个孩子的时候，是因为一次与地方封建势力的斗争事件。

　　那是1936年，当时昌化港附近山上有一块大石，石头形状酷似人形，当地一些迷信的人朝它祭拜，认为这是“神山老爷”，可以保佑当地老百姓“长命百岁”。但每次祭拜，上山实在太难了，于是一些搞迷信的人打算把“神山老爷”请下来，安放在庙里，叫游村。当地有封建习俗，“神山老爷”面部尤其是鼻子万万不能碰，否则就招灾惹祸，大难临头。可吴以怀和他的同伴都不信这些，在“迁神”过程中，吴以怀和同学一起，走了5公里路，挑衅“神山老爷”，硬是冲了上去，摸了鼻子。“你们找死！要造反呐！”面对辱打，吴以怀等几名学生对封建派的威胁无动于衷。

　　“有这种胆量，可以好好培养。”史丹和马白山从那时开始关注这个有胆量的娃娃。

　　不久，吴以怀被发展入党，那时他只有16岁。

　　成功“潜伏”

　　抗日战争的暴风骤雨很快来临。1939年下半年，日军向墩头、新街、港门等地疯狂扫荡，处处搜村、封锁、杀人，三地被日军控制成为敌占区，形成了白色恐怖。吴以怀等进步学生和老百姓一样，都被迫向外逃难。

　　这一年底，中共昌感县委在面前海成立了由县委直接领导的特别党支部，县委书记是陈克文，吴以怀成为了支委委员。

　　党在扩大队伍、扩充力量的过程中，急切地需要有人从相对富庶的港门、新街敌占区一带运送物资出来，支持抗日。陈克文看准了吴以怀，决定派他潜伏进入敌占区，获取情报，并争取从内部打破白色封锁，运送军需物资出来。

　　当时为什么看中吴以怀？吴老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组织上实际已对我进行了差不多3年的考察，要进入敌占区的地下工作者，不光是要有胆量，还必须脑子灵活，懂得随机应变，入党年限相对较长，对党忠诚度高，同时，最好又是本地人，这样便于熟悉地形，不容易暴露身份。”

　　吴以怀当时正是综合了上述优势，但是陈克文也说到了一番话，并给了吴以怀一样东西，让吴以怀深刻理解了此番进入敌占区，是要将性命悬于一线进行革命的大事。陈克文给了吴以怀一把短枪和6发子弹。“这把枪的含义不言而喻，一是在紧急情况下防身使用，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我明白，一旦身份在敌占区暴露，或万一被发现，就要开枪自尽。”吴以怀说。

　　组织当时还交给吴以怀一项审查敌占区党员的工作。日军侵占后，敌占区内的朱植夫、黄湧、吴孔章等党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吴以怀此行任务中，还要寻找到这些党员，重新建立起敌占区党小组。

　　吴以怀是以一个“混混青年”的模样重新回到敌占区的，顺利进入的“法宝”之一，就是手里攥着一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亲日杂志。

　　按照书记陈克文的意思，为了取得长久的安全居住，吴以怀在敌占区想方设法办领了“顺民证”。什么是顺民证，吴以怀记忆清晰，“那是当时日军便于控制人口而采取的一种登记方式，没有条件做成照片的形式，为了保证‘顺民证’不被‘共党’乱用，这个证上会将申办人的面部、身上的一些特征性的表述都记录在证件上。”吴以怀的后脖颈有一颗痣，这颗脖后的痣都没有被日本兵错过。这让吴以怀的心里也捏了一把冷汗。

　　但有了这样的两件“护身法宝”，日军对吴以怀的搜查果然放松了警惕。一次，一个日本军官看到吴以怀手中拿着杂志，点头冲他微笑了一下，日语说了一句“好样的”，在他的证件上写了“好男儿”。

　　墩头、港门隔港相望，被日寇诬蔑为“匪村”的墩头村老百姓要去港门，必须经过据点设立的网哨搜查，过往群众经常遭受日军拳脚相加和辱打，吴以怀凭借着这“两宝”在敌占区开始频繁活动，联络同志。

　　暗语：“太阳下山，快收衣服！”

　　几番调查了解后，吴以怀帮助恢复了暂时与党组织的失去联系的朱植夫、黄湧、吴孔章等人的组织关系，在敌占区建立起了地下党小组。之后在敌占区不断发展党员。从1940年到1942年发展的新党员有李永安、王安怀、周业贞等12人。

　　1942年前后，党员开始频繁在敌占区发展地下活动，发动群众成立了青抗会、妇救会等秘密组织，吴以怀带领党组织通过青抗会、妇救会等发动群众捐款，购买军需物资。

　　更多的时候，他们以开设的“日华茶店”为隐蔽点，开始了“白皮红心”的地下工作。

　　“茶店白日里正常营业，甚至也接待过日本兵，但从雇员到服务员都是党员，组织信得过的人。”吴以怀回忆，当时为了麻痹敌人，了解到日军喜欢喝浓咖啡的习惯，他们在敌占区茶店里做起了泡咖啡的生意，一时间还招徕了不少顾客。但夜里，这里便是传递红色信息的“根据地”。

　　经过长时间的“运作”，吴以怀让党员周业贞打进了港门维持会当秘书，让抗日家属吴家通在墩头当了保长，还有几名党员也安插在了港门、新街当保长。当时大家都有明确的分工，为党组织侦察敌情，通风报信，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而吴以怀，就带领其他党员，根据送来的情报，不断地制定克敌运送物资的对策。

　　在敌占区的工作，一切联系都是“单线”的。吴以怀回忆，1940年6月18日党小组遭遇到了一次危机。当天夜里，吴以怀通知了新街的戴泽运、墩头的吴孔章、港门的周天予深夜11点在剪半园村杨其荣家中开会，布置工作。但很快听到“咚咚……”一阵急促敲门声。

　　吴以怀打开门，是周业贞托人送信，字条上是完全的暗语：“太阳下山，快收衣服！”这是报警的暗语，意思是鬼子今晚要进村巡查。

　　情况突然变得紧急，吴以怀当机立断发出“单线”通知：“天下雨，不能晒鱼！”，暗语取消当晚的会议。

　　据吴以怀回忆，当时的地下工作中，他们定期变化暗语，比如大鱼小鱼来形容敌人的多寡，下雨和不下雨来暗示是否周围有敌人，还有询问是否有盐巴，都由吴以怀发出指令，再单线通知出去，吴以怀并不认识他传递暗语之外的共产党员。

　　即便如此谨慎，提前接到了讯号，18日当晚，吴以怀还是在出村的路口，在小茶店的拐角处被日军搜身，一双手臂从身后紧紧拦腰抱起。

　　“他们从口袋里摸出了我一直带在身上的《大东亚共荣圈》，盘查过后，用手电光在我脸上晃了又晃，之后抱住我的手才松开，放了行。”

　　“脱险了，我迈开脚步镇定朝前走去。”

　　就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吴以怀等党员坚持在敌占区发动群众巧夺敌人物资，支持抗战，1941年夏天，在吴以怀的配合下，短枪班击毙了新街大汉奸卢汉川；在吴以怀送出的准确情报下，琼崖纵队带领群众夜袭日寇的三井洋行，缴获了大量步枪、布匹；吴以怀在敌占区还组成了缉私队，在近海截缴日军运粮木船，缴获粮食数千斤，一度令鬼子昼夜不安。但到1942年，因身份暴露，吴以怀撤出了敌占区，从此转战正面战场，开始了另一番革命的戎马生涯。　(文\记者 杜颖 实习生 王莉雯 通讯员 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