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琼日军的日语“教育”

    民国时期，海口市博爱北路的海南书局，图为日军侵琼期间，强行征用海南书局旧有房屋及设备，设立“陆军报道部”，开办《海南迅报》。

　　吴梅老人在海口的家中讲述当年日军在海南推行奴化教育。张杰 摄 

　　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1939年，在侵入海南岛不久，日本军方即开始极力推行日本语教育。

　　语言有时真有一种“芝麻开门”的魔力。当你深入学习一种语言时，你会不知不觉接受它所承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最终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改造和同化。日本侵略者深谙此理，因此，在推行“攻心”政策时，把教育作为核心，而日语推广则是核心中的核心。

　　2月末的一天，海口市琼剧团原艺委会主任、今年76岁的吴梅老人在海口的家中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他还清楚地记得，日军登陆后不久，就在海口设立5个日语学校，由日军士兵为教师，分白班和夜班组织一般市民、治安维持会职员、警察局职员和佛教协会会员等学习日语。

　　大规模推行日语教育

　　在稍为稳固了统治后，日军即展开较大规模的日语教育。资料显示，1939年春，日军在海南岛设华佛教会，由7个寺组成。各寺设立日语学校，各有学生100多名。在海口、陵水、保亭、东方、定安、临高、乐东等，也封闭了原有的学校，强行重组，更改国民政府原有的教育体系和培养方案，废弃了原有的教材，开办由日本人监管的日语学校，还从日本和台湾增派日语教师，强制学生学日语。

　　1941年，当年8岁的吴梅在海口市一小（校址在今市六小）读书。“那时，海口市只有3间小学：市一小、市二小（校址在今市三小）、女子青年团（校址在今市一小），外加一间私立女子学校和几间私塾。”

　　“我学习的课程有日语、国语、算术、音乐、体育、劳动。高年级同学还增设了自然和地理，但就是没有历史。日语、体育和劳动这3科由日本教师上课，其中日语是主课，课程最多。此外，音乐课以教唱日本歌曲为主。”

　　日军在占领区不仅推广“日语”的语言知识，还运用标语、传单、壁画、电影、报纸等手段传播知识，并推广敬礼、哈腰等日本礼仪知识。

　　海南书局创办人唐品三之子、唐树椿老人曾经提到，日军侵琼不久便接管了海南书局，日本商人胜间田善作曾劝说父亲为日本人做事，但被拒绝，继而日本人自办了《海南讯报》，发行中文日报和杂志等，后来又创办了《海南新闻》，以占领宣传阵地。

　　至今在海南一些地方，有些当年学过日本语的人还能说出一些日语词句。吴梅记得，对a、i、u、e、o等日语假名，当时有一首海南话谐音顺口溜：阿姨去夜学，阿嫂回教罗，阿哥打阿嫂……被日军奴化比较严重的地方，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听懂一些日语单词，一些地区还保留了对个别事物的日本称呼。如琼海有的地方对瞎了一只眼睛的人都称他为“阿达没”。

　　在日语被作为“国语”推行了50年的台湾，奴化成效极为明显。一些台湾人变成了不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皇民”，以自己是“日本人”而自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登辉。他多次声称自己是“半个日本人”。

　　稍有不逊则严厉体罚

　　原海南水产局工程师郑义1940年在海口上小学。但他只上了半年便退学了，原因是经常被打肿脸，实在是受不了。

　　在学校里，一年级的新生最苦。低年级的学生逢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都要敬礼，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受到高年级学生的殴打或捉弄。低年级学生是绝对不允许与高年级学生发生争执的，否则就要受到处罚。学校强调绝对服从：学校事务要绝对服从日本教师意图，学生要绝对服从日本教师。稍有不逊，就要受到体罚。

　　体育、劳动课上课时很严厉，几乎每隔四五分钟就有学生被罚或被打。有一点很奇怪，打肿郑义的脸的既不是日本教师，也不是中国教师，而是他的同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郑义说，在学校中除了一般的手打脚踢，板拍棍殴外，日军还提倡一种体罚方式：互打，即甲乙两学生（有时是两排学生）面对面站立，先令甲打乙一巴掌，再令乙打甲一巴掌，轮流不停地互打。双方初时往往是轻打，但不久双方便激起了仇恨心理，于是便越打越重，边哭边打。日本教师则在旁一言不发地观看，直到他认为满意后才命令双方停手。

　　还有比郑义退学更严重的事件，那就是罢课。史料记载，1944年，海口市二小的五年级学生，为抗议前一天日本教师对全班学生进行体罚而集体罢课。日本教师得知后大光其火，表示要严加追究，幸亏中国班主任从中周旋，才将此事化小。

　　那时的吴梅和郑义只觉得日军残暴，还不明白日军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中国的儿童丧失反抗精神，养成顺从的习惯。

　　也有日本教师良心未泯

　　日军在海南推行日语教育过程中，频频使用暴力手段。但也有一些日本教师良心未泯，真心帮助学生。而在日军投降后，还有不少日本人留下来，给中国学生传授专业知识。

　　1942年，原海南水产局局长云林在大致坡小学学习，由于成绩好，和日语老师关系很好。午休时，日本老师还让他与其同睡一张床。他不仅没挨过一次打，还得到了日本老师赠送的礼物：一本日语词典。2年后，他到嘉积农业学校求学。这时虽然有日本教师打人现象，但学生和个别日本教师的关系还不算太紧张。到1980年代，有一位日本教师还常回到嘉积找原来的学生聚会。

　　而云林在中专时的日本老师越智直竹就更让他发自内心地敬重和怀念了。云林说，解放后海南的很多水产专家和水产方面的干部都是越智的学生。记者在位于海口市海秀路的水产大院里采访，遇到了几位原海南水产局的退休老人，以及上文说过的吴梅，都曾受教于越智。

　　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直属的国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现海南省农业学校）在海口成立，并在得胜沙租了两间楼。学校教师越智直竹原是北海道大学的水产专家，日军侵琼时被征到日军中从事后勤工作。日军投降后，他留下来成了一名水产教师。

　　越智的学生、现年82岁的杨老回忆说，由于自己日语学得好，毕业后留校当助教，越智讲课时，他当翻译。越智高个，穿着很朴素，爱吃鸡饭和海南粉。有一次，杨老还看见越智蹲在钟楼旁的一个地摊边吃海南粉。

　　同为越智学生、曾任海南水产研究所所长的陈乃书说，越智教学很尽职，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1949年，越智返回日本，后来还因其卓越的专业知识而到联合国任职。

　　吴梅、云林他们都记得，1980年代，越智多次来海南。每次回来，他都和当年的学生一块到海口四牌楼（东门市场附近）吃鸡饭。

　　越智对海南很有感情。1983年，他还介绍一位日本专家胜谷帮夫来海南水产研究所当顾问。而他本人则于1984年受聘于海南行政区当农业顾问。

　　1946年时，越智三四十岁。云林听说，越智已于几年前去世。

　　海南师范大学访日学者、中文系教授张兴吉说，当年日军在侵琼期间力推“日语”教育，如果用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的理论来分析，那就是日军想通过语言对被占领区的民众进行“规训”，通俗地讲也就是奴化。福柯认为，规训是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同时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

　　“日军这是要中国人忘记自己的历史。”张兴吉说。

　　日军发放　　“良民证”

　　日军侵入海南岛后,便加紧对占领区的百姓实行改造和同化。强行发放“良民证”便是日军的重要手段之一。 

　　琼海市嘉积镇76岁的黎良镇对“良民证”记忆深刻。“日占区人民没饭吃就吃草根，没钱花就卖儿女，但是不能没有良民证，否则出行过关卡或清乡时，就会被日寇当是抗日分子抓起来，敢反抗的就会立即被杀头。”1939年日军占领嘉积镇，黎老的父亲去了南洋，他的母亲带着他和妹妹逃到定安境内的山洞里躲避，大约躲藏了一年时间，由于缺吃少穿，条件艰苦实在躲不下去了，只好回乡。虽然当时他年纪小不需要“良民证”，但他曾亲眼目睹了别人没有“良民证”受到日军的暴打。

　　琼海市嘉积镇81岁的王维新说，在侵占区日本人扶植汉奸成立伪政权，由日本人操纵强行发放“良民证”。良民证也叫顺民证，证上盖有日伪政权机关的印和日军机构的印。

　　据王维新等几位老人回忆，日军占领嘉积镇后，在溪仔和北门等地点设有炮楼和岗哨。凡经过的人都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说“先生举礼”，恭恭敬敬地将“良民证”递过去，等检查结束后，日本兵挥挥手，方可离去。走时还得点头哈腰，以示礼节。就是在“出日本工”（日军强摊的杂役）时遇上日本兵也要鞠躬行礼，说“先生举礼”。塔洋镇一位妇女因为记不住，几次遇上日本兵时将“先生举礼”说成“举礼先生”，被日本兵理解成要日本兵向她行礼的意思，将她打得半死。

　　据查阅有关资料，日军侵入中国后在各地都采取了强行发放“良民证”的政策，各地发放的“良民证”也大同小异。有的盖有日伪特务机关、警察所等机构的章。有的地区“良民证”不仅有持证人的大头像、姓名，甚至还有大拇指印。

　　抗战胜利后，“良民证”被中国民众看成了耻辱的证明，大部分都被销毁了，民间极少留存。（记者 李科洲 特约记者 王 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