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洋到内陆： 海南岛早期人类活动足迹

落笔洞古人类生产生活模拟场面。（资料图片）

东方荣村出土陶器的纹饰拓片。 丘刚 供图

　　沧海桑田。如果不是借助合理的推断性的描述或模拟性的图像、视频，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史前人类的生活场景。

　　海南岛上也有过史前人类活动，通过已经发现的约300多处遗址或遗物点，依稀可以勾画出史前文化的背影和痕迹，可以大致看出古人类走过的“童年”、“成人”和“成熟”3个时期，这3个时期分别体现在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和坡地遗址上。

　　近日，海南考古界又有一大新发现。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海南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调查队在陵水新港镇桐海村发现了海南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史前沙丘遗址之一———桥山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将为研究构建海南地区史前文化序列提供重要依据。　　

　　1950年，考古学家韩槐凖在其家乡文昌凤鸣村发现了凤鸣史前人类遗址，从此拉开了海南史前考古帷幕。60多年间，海南考古界发现了近300处史前遗址和遗物点，丰富了对海南岛史前文化的认识。在这将近300处的史前遗址和遗物点中，从初期的洞穴遗址，到早中期的贝丘（沙丘）遗址，再到坡地（台地）遗址，将其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较为清晰的海南史前人类从海洋至内陆的活动迁徙图。

　　“童年”居所———洞穴遗址

　　海南地理自然条件优越，长夏无冬，海洋生物资源十分丰富，良好的自然环境为古代先民的劳动、生活、繁衍提供了理想的自然场所。就目前所发现的史前遗址中，按照时代划分，可分为洞穴、贝丘（沙丘）和坡地（台地）三种类型。

　　洞穴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居所，由于生产力低下，早期人类依赖自然洞穴作为栖息地，既无风雨之忧，又可防止野兽侵扰，是人类栖居的天然生态家园。

　　据海南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丘刚介绍，截至目前，在海南所发现的洞穴古遗址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三亚、昌江等地。其中，在三亚落笔洞发现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将海南的人类历史推向了一万年前。而在其他洞穴遗址如昌江混雅岭信冲洞、王下乡的皇帝洞也发现了大量的剑齿象、中国犀、鹿、牛等动物化石，对远古时期的海南岛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上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在三亚东北荔枝沟镇的良坑坡，有一座陡峭葱翠的小山峰印岭，落笔洞就位于这座小山峰的东面悬崖下。洞外古树参天，鸟鸣山幽，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文人高僧所倾心的清净之地。

　　1983年，广东省博物馆在海南进行文物调查中，在落笔洞内发现了含有蚌壳、螺壳技校哺乳动物化石的灰色胶结层堆积。1992至1993年，考古专家在对落笔洞先后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并将挖掘出来的人牙化石进行碳14鉴定，发现其年代距今约一万年左右。从考古时序上，落笔洞应当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时期。

　　原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郝思德教授介绍，在落笔洞的堆积物中，他们发现了大量螺、蛤、蚌壳等化石，石器绝大多数为打制，骨、角器以磨制较多，并遗留着火堆的痕迹，这说明落笔洞人主要靠狩猎生产生存，而且近海捕捞在他们的劳动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一万年前的海南岛，是什么样子？热带森林茂密，野果草丛丰美，飞禽走兽出没，人类拿着石器、木叉，在丛林中设计各种陷井诱捕猎物……

　　为防止野兽侵扰，遮风挡雨，落笔洞人巧妙地利用选择洞穴而居，洞穴通风干爽，冬暖夏冷的特点很适合人居住。洞内安居乐业，洞外古木参天，猿啼虎啸，一幅天人和谐的融融画图。

　　在海南省博物馆数以万计的收藏文物中，一枚来自昌江信冲洞小小的巨猿牙齿化石无疑是年代最为久远的宝贵文物。“这枚小小的化石，证明了40万年前的海南岛，是与大陆相依相连。”丘刚说。

　　2006年，考古队在对昌江信冲洞周边地区进行考古挖掘中发现了巨猿、熊猫、猩猩、鬣狗、犀牛等近20种哺乳动物化石，这些动物化石，如同一把把钥匙般，打开了40万年前的历史之门。

　　通过这些动物化石，我们可以科学推想，在40万年前的海南岛本与大陆相连，熊猫、巨猿、剑齿象等动物在大陆和海南之间迁徙往来，繁衍生息。后经过频繁的地震、火山、海浸等地壳运动，逐渐在广州雷州和海南岛间形成了一道海蚀深槽，随着海面上升，形成了一条长达80公里的琼州海峡。这道海峡使海南岛与祖国大陆南北分离，成为了孤悬海外的一座岛屿。

　　成长时期———贝丘遗址

　　新石器时代是史前人类文化演进的最后阶段，也是考古学分期中“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

　　这一时期，地球的气温开始逐渐变暖。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人类开始临水源聚族而居，从依赖采集狩猎等天然赏赐过渡到原始生产阶段。

　　他们居住在邻近河水、溪水的坡地，开始结茅为庐，磨制石器、发明陶器……考古学术界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纺织的出现。

　　“由于受地理、气候等条件各异的影响，我国各地的新时期文化呈现不同面貌，如华南沿海地区所保存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贝丘遗址占据相当数量，其中海南岛的贝丘遗址海洋文化特质最为明显。”丘刚说。

　　贝丘遗址是指古时沿海或沿河的早期先民，将水中捕捞、吃剩的螺蚌壳等物丢弃成垃圾堆，堆积得像小山丘一样，故名“贝（沙）丘遗址”。目前，海南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遗址，多属贝（沙）丘遗址。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陵水、东方、三亚、儋州、昌江和临高等沿海市县。

　　郝思德认为，从贝丘遗址在全省分布点来看，呈现出零星、分散的特征。证明当时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被迫沿着河、海岸线四处迁徙，寻找充足的食物和安全水源。贝丘遗址的堆积层中，所发现的文化遗物、贝类、鱼骨、兽骨，房基、窖穴和墓葬等遗迹。这种遗址反映出渔捞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在科学考察中通过对贝丘位置、贝类种属及其生活习性的研究，可帮助了解自然环境的变迁。

　　新街贝丘遗址是目前海南发现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此处遗址位于东方新街镇北黎河入海口2.5公里，临河靠海，海边的螺、蚝蜊、贝类是远古人类最主要的食物来源。所以在其文化层堆积中发现大量的贝壳遗骸。在距地表0.4—1.0米的文化层中含有大量螺壳、贝壳和烧土、炭屑、烧骨，以及打制石器、斧状石器和陶器残片等，已发现的石器多为打制石器，磨制石器较少。

　　“在对新街贝丘遗址挖掘中，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发现了陶器的存在。”当时的考古队成员、副研究员王育龙回忆起发掘第一片陶器时的情景：“当刷子轻轻扫去尘土，看到一片片碎陶瓷片时隔几千年后又重见天日，当时的心情特别激动。”

　　王育龙认为，陶器的发明，被公认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它的发明可以说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意志创造出来的发生了质变的东西，解开了人类利用自然的新篇章。

　　如同树的年轮可以推断精确的年代一样，陶器是一种可以反映文化传承的标志性器物。考古遗址中常会发现陶器碎片的遗迹堆，这些陶器碎片的沉积层可以为考古工作提供最为可靠的年代顺序，从而确定不同陶器应对不同的断代标准。

　　距离新街遗址正北10公里的东方市四更镇荣村，也是当前海南考古界所科学考古发掘的一处贝丘遗址。东方荣村（付龙园）遗址，北靠昌化江入海口，西濒北部湾。1986年遗址发现后，1991年进行了复查，1998年2～3月，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钻探发掘。

　　荣村遗址是目前海南考古界所考古挖掘出土遗物较为丰富的遗址。考古挖掘表明，该遗址可分为三个文化层，在遗址的最下层，即第三层文化层年代最早，出土遗物最为丰富，该层的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骨器次之，另有大量贝壳和少量兽骨等。

　　根据出土遗物的C14测定，荣村遗址的最下文化层至今2570±70年，此时的中国大陆，早已进入了奴隶社会的春秋早期阶段，由于海南岛孤悬海外，文化相对滞后，还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中间的文化层年代距今1870±50年，属东汉早期阶段；上面的文化层年代距今1390±80年，属南朝晚期阶段。

　　“不仅是荣村遗址，昌江的大仍遗址也是一处从汉延续到唐宋时期的人类聚落遗址，这两个遗址有个共同点，文化堆积的几个阶段存在时间比较短，间隔时间很长，这或许说明它们之间存在较长时间的文化中断现象。”

　　王育龙告诉记者，海南地处热带或亚热带区域，由于本身条件和生态系统的限制，往往阻碍了早期农业的发展，采集渔猎经济以及制陶工艺的原始性，常常延续了较长的历史过程，这种现象也是海南古遗址的一大特色。

　　在陵水南湾半岛发现的石贡贝丘遗址，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沙丘遗址。遗址地处距大海不足百米的狭长海滩上，其后不到百米便是海拔240多米连绵起伏的山脉，可谓是依山傍海。从生活居住场所的选择，就可以想象出海南早期人类的聪明才智。

　　“ 在石贡遗址出土文物中，我们发现了陶器、网坠、石斧，甚至有房址、柱洞、灰坑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候所发现的陶器上，有着装饰绳纹、镂孔等花纹，这说明当时人类已经萌生审美意识，开始追求原始艺术来美化生活。 ”郝思德说。

　　这些出土的遗物串接起来，形成了这样的一副画面：在4000多年前，一群远古先民爬山涉水，来到这片静谧优美的海湾，人们惊喜地发现这里丛林茂密，海滩清浅，鱼类、贝类繁多，于是定居下来，白天在近海张网捕渔，到森林里采集野果，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用陶器烹饪美食，过着知足而快乐的生活。

　　成熟时期———坡地遗址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开始远离海滨，沿着溪河开始向内陆迁徙，逐步定居在江河两岸以便于从事农耕生产，食物也不再以单纯的捕捞海生贝类生物为主。这个时代所挖掘的人类遗址大多位于江河附近的山坡上，既临河可取水便利，又可躲避河水泛滥之灾。反映出这时期人类对居住环境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进步。

　　海南岛最早发现的人类聚落遗址是位于文昌市昌洒镇的凤鸣村遗址。该遗址就属于坡地（台地）类型，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和古陶瓷专家韩槐凖先生回乡省亲时发现的。随后，开始在全岛各地都有发现坡地遗址的广泛存在。

　　1950年夏天，韩槐凖先生从国外回故乡文昌省亲，在凤鸣村方圆10公里的山岗台地上，先后采集到俗称“雷公斧”的打制和磨制石器60余件。1963年，广东省博物馆派人勘查又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

　　从凤鸣村遗址已发现的遗物来看，石器质地多为板岩、沙岩，少量玄武岩和页岩，多数石器通体磨光，器型主要有梯形石斧、石凿、有肩石锛、石镞等，其中双肩石器占有较大比例。同时还发现夹砂陶罐、夹砂陶釜和泥质印纹陶等陶片，陶片其中以粗红陶居多。根据采集到的遗物判断，该遗址应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据不完全统计，自1928以来，在上述区域已发现石器多达280多件。

　　海南坡地（台地）类型的另一重要遗址是定安县新竹镇养坤村西南的谷溪遗址。其地处谷溪边的一座大石壁下的一小块低凹洼地处，故名“谷溪遗址”。1984年，一位名叫黄文焕的农民在挖沟时，偶然挖出了11件石器。文物工作者闻讯后立即前往实地勘查，发现的石器经初步鉴定，均为打制和磨制石器，器型有梯形石斧、双肩石斧、双肩石锛、双肩石铲等，其中7件为双肩石斧，1件为半成品，另有一件圆柱形砍砸石器。联系文献所记载这里的环境和地貌演变，该遗址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聚落遗址 。

　　丘刚认为， 就全省情况来看，坡地遗址所出土的遗物也非常丰富，石器种类繁多，从出土石器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 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人类的不断生殖繁衍，人口大量增加，人们已经不再单纯使用简单打制的石器，磨光的石器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如磨光的石斧、石锛、石铲、石犁和石磨盘等。

　　为了适应生产的需要，人们开始将石器进行打磨，将打磨出来的石斧、石锛、石铲用来砍伐树木，开垦荒地，进行原始的农业生产劳动。有了充足的食物和水源，人们也开始过起以血缘关系为主的氏族公社定居生活。生产有了明确分工，大家各尽所能，男人们外出从事农耕渔猎，女人在家照看孩子，从事纺织、制陶，大家一起共享食物，和睦相处。

　　海南岛孤悬海外，热带果实丰美，海产丰富，海南岛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主要是依赖自然界所提供的生态环境，从事狩猎、捕捞和采集等最简单的生产方式。新石器时代后期虽出现了原始农业生产，但并不能提供相应的农产品满足需求，正因为如此，在每个阶段的海南史前遗址都能发现渔猎生产遗存痕迹，却一直没有出现饲养家畜。

　　虽然隔着琼州海峡，但地理条件、气候因素的相似，加上近邻之间的频繁往来，让海南和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上存在一定趋同性和较多共性。如，在洞穴遗址的早期住民，主要的生产活动都是捕捞、狩猎和采集，贝丘遗址的经济生活都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

　　尚未形成完整的史前文化序列

　　历史不可能没有源头，文明也不能凭空而来。史前历史如同一部无字碑，通过对史前遗址的挖掘探寻，以管窥豹，勾勒出海南岛史前文化的基本轮廓，一副史前人类在海南岛上从沿河海迁徙，采集渔猎、农耕纺织的原始生活图徐徐展现在脑海里。

　　由于地处热带地区，高温、暴雨等气候条件影响，加上海南省考古工作人力、资金等力量薄弱，在利用考古材料进行课题研究方面还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如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南朝至唐宋时代的遗址缺环太多。因此，诸如海南历史的文化格局、文化遗存的编年体系与谱系等关键问题，迄今依然扑朔迷离。

　　“海南最早人类来源何处？海南与南岛语族有何关系？从所出土的遗物中，我们发现了海南岛不仅与两广地区同处于同一史前文化范畴，也与北部湾的越南、马来西亚等地有着一定联系，那么海南到底和这些地区有何联系？”沉浸海南史前考古20多年后，丘刚依然对海南史前历史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心。

　　丘刚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史前时期的海南岛，虽然当时的海上交通不甚便利。但因海南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古人利用风向和流向，还是较为容易往来漂流于海南岛及周边地区的。可能与周边的马来（今印尼）、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地区产生过密切联系。如在海南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经常发现的有肩石斧，这类器物在马来、安南、暹罗等地区都有发现。

　　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海南岛民族志》一书也提出了海南先住居民黎族“南来说”。他在上世纪30年代先后来海南进行黎族田野调查，发现海南黎族的很多生活用具中有马来文化的痕迹，他认为，黎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与印尼的古代马来民族、印度支那大陆各民族有更显著的类似，是经过几次的民族迁移浪潮，从南方进入海南岛的。并由此提出了海南的先住居民———黎族“南来说”。即黎族族源起源于南洋各民族 。

　　研究历史是为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攀登更高的山峰。作为泱泱大国，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她的起源应当从国家产生以前的史前时代去寻找。考古工作者通过各种出土的遗迹、遗物的挖掘、复原、描述、去架构出时空框架，一点一滴地还原那些我们遥远又亲切的人类童年岁月。（文\海南日报记者 孙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