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宋朝买股票

　　无论民国的股票还是清末的股票，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都是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东渐”的舶来品。那么中国有没有土生土长的股票呢？有，在宋朝。

　　只不过无论北宋官方强行摊派的股票，还是南宋民间自由发行的股票，都跟现在的股票有所不同。现在的股票大多是不记名股票，可以在股市上自由转让，绝大多数股民购买股票就是为了赚取差价，而不是为了到期分红；而宋朝的股票则是不能自由转让的，有点儿像法人股。所以宋朝只有股票，而没有股市。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那几年，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迫使人们把存款买成房子，同时也由于激烈的内战把交战区的大量难民和少数有钱人驱赶到了相对和平的上海，所以上海市区的房价特别高，房地产交易特别火爆。

　　当时上海百业凋敝，唯独房地产业如火如荼，由于房荒非常严重，市面上可供转手的空房并不太多，所以这些炒家除了炒房子，还炒卖一切跟房子有关的东西，例如买房的订金收据（时称“定票”），例如房产公司发行的股票（参见《上海房地产志》）。

　　股票：晚清、民国很流行

　　难道解放前就有股票了吗？当然有。

　　巴金在小说里描述过民国成都一个大公馆的财产，“各房的产业除了田地外，还有省城的房屋和公司、银行股票等等。”（《春》第二十二章）

　　香港名医陈存仁回忆民国上海生活，说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人口突然增多，房屋奇缺，租金暴涨，“地产公司的股票天天涨。”（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

　　1938年，统治东北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国营房产公司，向该公司注入本金1000万元（日元），“其余通过发行股票筹集。”（1938年2月10日《满洲房产株式会社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党在红色边区设立银行，当时的银行就已经允许贷款人用股票做抵押了（参见《晋冀鲁豫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一册，《冀南银行各项业务营业办法》）。

　　由此可见，股票在咱们中国大陆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新生事物。

　　事实上，股票在清朝晚期就很流行了。

　　晚清大搞改革，官方设立各种各样的“招商局”，或者造船，或者开矿，或者修路，或者建厂，每逢资本不足的时候，都要发行一批股票，面向全社会招募资金。而且那时候股票的溢价率很高，不管什么公司发行，只要买到手就能赚钱。所以在清朝末年，在上海和广州这两个得风气之先的城市，股票是最受欢迎的有价证券，普通市民家里往往都藏有一沓股票，以便将来分红，或者加价转手。

　　清末小说家吴趼人写过一部小说《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专写两个骗子发行股票的故事：某广东企业家准备开金矿，带了几桶矿石样品去山东济南做宣传，号召大家购买他的金矿股票，结果那几桶矿石样品被两个骗子偷走了。骗子来到上海，在大马路租了一幢三楼三底的洋房，装修一新，布置成公司的样子，办公桌上摆放金矿石，又在门口挂上两面招牌，一面招牌写“奏办山东金矿局”，另一面招牌写《山东金矿招股处》，居然冒充国营金矿在那里发行股票！而且这两个骗子的奸计还得逞了———短短一个月时间，他们就卖出了一百多股，骗到了一大笔钱。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说明三点，一是当时的股票发行缺乏监管，二是当时社会上对股票已经很熟

　　悉，三是很多人在认识上存在误区，以为只要买股票就有赚无赔，不然那两个骗子也不会得逞。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写《民国前十年》，还提到过一段革命先驱发行股票的往事：孙中山等人在檀香山成立的反清组织“兴中会”就向华侨发行过股票，每股售价10块大洋，孙中山先生承诺，只要革命成功，每张股票可以分红100块大洋。唐德刚先生说，如果光凭爱国热情，而没有如此惊人的经济回报，华侨是不会给兴中会捐那么多钱的。我觉得唐先生说得很对。

　　北宋地方官强行发行股票

　　无论民国的股票还是清末的股票，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产物，都是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东渐”的舶来品。那么中国有没有土生土长的股票呢？有，在宋朝。

　　宋朝疆域狭小，人口稠密，负担沉重，政府想养活冗兵和冗官，不能光靠老百姓的赋税；商人想发家致富，也不能光靠国内那点儿市场。所以在北宋时期，中央允许地方政府适当地做些生意来贴补财政；到了南宋，沿海居民热衷于集资出海做进出口生意。这两种行为，一官一民，都催生了股票。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包拯给朝廷上过一道奏章，提到了北宋地方官强行发行股票的事情。他说：河北毗邻契丹，为了加强国防，每年都要拿出惊人的费用来养兵，故此用于民政的钱就少了，级别比较低的官员竟然连全额工资都领不到。为了给官员发工资，河北有七八个州县的长官在挪用公款做生意。当然，官员做生意也不是不可以，只要挣了钱不塞进自己腰包里就行。问题是这些官员不擅长经商，他们读惯了子曰诗云，却不懂市场规律，从别处采购了货物回本地出售，要么不适合本地市场而无人购买，要么由于采购人员中饱私囊而导致成本太高，照市价出售无利可图，所以他们做的生意不但不赚钱，还把公款都搭了进去。为了保证赚钱，这些官员走了歪门邪道。第一，他们强迫辖区居民购买他们采购的产品，无论人家是否需要；第二，他们把一部分公款打到一些经商有道的民营企业家账上，强行入股并强行分红；第三，他们把本地的官盐配额分割成小额的股票，强行摊派给市镇上的钱庄和商铺，承诺到期分红，但是到期以后却并不分红。

　　南宋民间自由发行股票

　　包拯说的是北宋官方发行的股票，这种股票是不得人心的，现在我们再看看南宋民间发行的股票。

　　南宋疆域比北宋更狭小，人口密度比北宋更大，区区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活着超过一亿的人口，生存压力非常巨大。可是在这种这种艰难的环境下，南宋仍然延续了一个多世纪，为什么？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发达的海外贸易弥补了财政赤字。根据《宋史·食货志》和《宋会要辑稿》当中记载的财政数据做出粗略估计，在南宋淳熙年间，外贸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已经占到当时全部财政收入的四成。换句话说，这个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贸来养活的。

　　海外贸易为政府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民间带来了致富的机遇。南宋中叶，福建、浙江和广东三地直接从事外贸的商人超过十万人，而按照朝鲜文献《李朝实录》的记载，光在朝鲜出现的福建商人就多达三千名。这些商人凭着政策机遇和个人努力赚到了可观的财富，南宋笔记体小说《夷坚志》提到了好几位靠外贸发了大财的商人，其中一位来自泉州的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整整挣了两个亿！

　　南宋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候，绝大多数老百姓资金不足，没有能力直接做外贸，但是他们却可以间接从事外贸生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江浙地区的市民省吃俭用攒下两万文钱财，就可以入股做外贸，把这笔钱交给“海舶”，半年后连本带利可以拿到五万文。行文至此，我不禁佩服南宋人的经济头脑，并对那个时代心向往之。

　　但必须说明，无论北宋官方强行摊派的股票，还是南宋民间自由发行的股票，都跟现在的股票有所不同。现在的股票大多是不记名股票，可以在股市上自由转让，绝大多数股民购买股票就是为了赚取差价，而不是为了到期分红；而宋朝的股票则是不能自由转让的，有点儿像法人股。所以宋朝只有股票，而没有股市。（文/特约撰稿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