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东“村志”：追念乡土的民间努力

莺歌海渔耕文化历久不衰。

乐东县的部分村志。

《莺歌海志》所列当地特产名贵鱼类表。

《莺歌海志》中清代当地人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行图。

　　中国史传传统浓厚，通过追溯历史来构筑群体认同，载记地方文化，也历来为民间所重视。但以村为单位，自觉地以“志”的形式修史，并不多见。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这一修村志的壮举已经上演多年，并仍在延续和扩散中。初步统计，目前乐东已出现《黄流村志》《佛罗村志》《丹村志》《莺歌海志》《孔汶村志》《新民村志》《多一村志》《乐罗村志》《新坡村志》等至少9部。这些村志，以官修地方志为榜样，内容覆盖政经文化百科，卷帙厚重，书写形态十分成熟，其水平令人惊叹。

　　在乡土文化日益被湮没的背景下，这份努力同样让人肃然起敬。

　　以“一方水土”构筑文化认同

　　《黄流村志》《佛老村志》《丹村志》和《莺歌海志》……拿起这些村志，就可以感受到它们沉淀淀的份量。其中《黄流村志》、《丹村志》和《莺歌海志》都近于或达到大16开本大小，硬皮封面;《莺歌海志》还以铜版纸彩色印刷，再配上书盒，俨然有“藏书”气派。

　　“写作这本村志，我们用了3年时间，十易其稿。不少人还辞掉自己的工作，专心收集材料和写作。得了重病的老人，听说我们修标志，还爬起来讲他知道的材料。”《丹村志》主编王建光感慨。

　　谈及修志的动因时，成书最早的《黄流村志》(1996年)主编邢福壮在《编者的话》中交待，追随“盛世修志”这一中华民族大传统是选择“志”的书写形式的内在源由，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则是“为家乡做一件好事、实事”，“弘扬前辈的优良传统”。在《代序后记》中，时居武汉的同村人、华中师大教授邢福义说：“黄流这方土地养育了祖祖辈辈黄流人，祖祖辈辈黄流人依凭着这方土地创造了具有特殊价值的黄流历史和黄流文化。”

　　以修志的形式，来全面梳理历史，以书写共同历史的形式，来构筑群体和个体的身份认同，祭奠乡土情结，成为这些村志的共同的精神动力。在《佛罗村志》序言中，书者邢诒珠感念，“自己虽离开桑梓之地多年，但家在这里，根在这里”，村志“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一个村庄生存、创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起到存史、资治、教化、交流的作用”，表明了“一代人热爱家乡的一片挚诚”。

　　正因为以共同的乡土历史文化为本，这些村志所书写的对象(村)虽基于地域因素，但并不以现在的行政区划为界限，更像是一个群落。例如，《黄流村志》所写的黄流村，就覆盖了今黄东、黄西、黄中3个行政村和黄流社区，因为史上这些地方都是以“黄流”为名的地域的组成部分。

　　追述历史，源点的确认必为先行之举。在这方面，村民表现出强烈地探寻精神，以族谱、碑文、地方志所载为证，对照而定。如丹村，立村人石子峰坟墓及碑志还在，编者据石姓族谱再考，定明嘉靖庚子年(1540年)为立村日期。史上，此地不称“丹村”，《崖州志》称为“儋村”，编者推测，石子峰是从儋州迁居至此，因怀乡，称儋;清初，因明朝官兵百姓流落至此，因怀旧朝，遂改“儋”为“丹”，取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意。

　　“纵述古今，横陈百业”的追求

　　黄流近百年的物价演变，莺歌海名贵鱼类图示，植被种类，渔农用具，工商税费征收情况，何时出现电影播放……翻开这些村志，其内容之丰富、材料之翔实，令人难以想象这是村志能达到的水平。

　　“纵述古今，横陈百科”，写作“一部记载丹村村情的百科全书”——《丹村志》序言所写，表露了这些志书写作的雄心。

　　在纪事的时间范围上，这些村志大多远述汉唐，下截写作当时，但因史料缺乏，以详今略古为原则，在立村千年或五百年史中适当着墨，而尤重近百年来之历史。内容设置上，大多涵盖了历史沿革、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文物资源、人口、风俗、手工业、农业、商贸、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人物、现代革命斗争史、名人逸事等编目，大至政治运动，小至书信悼文格式，都力求详尽。

　　如，在《黄流村志》中的“建置沿革”一编，就制作了《黄流村历代隶属沿革》表格，述公元前2100年至今的35次的隶属演变。“舆地”一编，含有自然地理、自然资源、森林资源、自然灾害、风尚习俗等章，每章之下又有多个节目，如“风尚习俗”的风俗一节就分生活习俗、生产习俗、岁时习俗、礼仪习俗等5目，生活习俗又分服装、饮食、住宅、用具等4个部分，服装部分又分论衣裤、帽、鞋、袜、饰物等。

　　“谱系”纪录是乡村史书写作的固有特征，在这方面村志扩展的力度很大，所有村志都陈列了族姓历史、人口分布、文物典故、名人及优秀学子、著作刊载出版等具体情况，极其详尽。

　　令人尤为赞赏的是，其写作语体之自觉，部分内容写作也很新颖。《莺歌海志》凡例就标明，其“运用语文体、记叙体;述而不作，寓观点于记事之中;行文力求严谨、流畅、朴实，力戒似是而非的模糊语言”。在方言一节中，《丹村志》从《诗经·关雎》篇入手，以对比的方法总结当地方言与古汉语、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区别，并归结当地民歌的表现手法。在《莺歌海志》中，则不仅参照标准海南话，用国际音标为当地方言注音，同时还总结了当地语法的特征。

　　大传统中的小传统

　　作为地方志尤其是民间的写作，这些村志充满了富有特色的民间文化元素。

　　在这方面，村志纷纷以“xx第一”的形式，标志群体的文化自豪感和时代发展的节点。在《丹村第一》中，其不仅记录了获得国家级及省级重要奖项的名单列表，还收录了该村最早到省城读中专的、第一个琼崖纵队女战士、第一个女大学生、第一个画家、第一批买农机的、第一个在新丹村盖三层楼的、第一个制造木单车的等人物。《佛罗第一》中所列更超过50项，其中也不乏第一个聘请家庭教师、第一个专业养猪大户、第一个从台湾返乡的“台军”少校军官、第一个购买中巴车经营黄流村至县城的个体户等一类人物。

　　与当地生产及文化紧密结合的事项也在村志的写作中被挖掘出来。如，在《莺歌海志》中，就专书“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一节，讲述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92年)莺歌海的王、陈、方氏为了打开海产品贸易市场，开辟了海上运输通道。这条通道北至八所、儋州、海口、北海、赤坎，东至乐罗、崖城、清澜港，形成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在文化教育一块，这些村志不仅有宏观的叙述，还十分“接地气”地把当地民间的山歌对唱歌词、民间人士创作的古体诗、童谣、摇篮曲、农谚语都添加进来，此外还收录了本村文化人创作的小说，给“志”的书写带来亦庄亦谐的活泼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写的是村志，但由于历史形成的“家国同构”的心理积淀，及“社会主义教育”影响下形成的把个人生活的意义是与社会历史进步的信念相关联的意识，使这些标志的写作远非“躲进小楼成一体”，而是把地方小传统入置在家国大传统中。所以，在这方面，不仅在“第一”及人物故事、生产事项中可以看到与大传统相融合的情怀，重视对历史中革命、进步事迹的书写，对与当村并无直接关联的家国、省情演变大事，也进行了收录。

　　村志的写作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村民们精神思想上的一次更新过程。《丹村志》副主编郭义忠感慨：“如果不写村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历史有多么丰厚。”主编王建光直言自己“少了腩肉，多了智慧”，学到了很多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伦理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因此感到非常自慰”。(文\海南日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孙体雄 图\记者苏庆明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