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灯 点亮心灵深处的海南印记

　　在旧时的海南，“洋灯”分属为“南洋记忆”，而在寻常百姓家中，更多的是简陋的灯具。

　　在海南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钱人用‘番水’，穷人用‘苦油’”。“番水”，即“番客”从南洋带回来的煤油灯，而更多贫苦村民使用的是自制的“苦油”。

　　收藏：温暖的南洋风

　　戴翰园先生对灯有着特殊的情结。戴翰园说，即便有些煤油灯的实用功能已日渐退化，但是，在没有电的时代，油灯意味着家的中心，温暖的环绕，也能让人浮想起屋内青灯黄卷、屋外雨打芭蕉叶的怡然自得。

　　避开车水马龙，每每看着这一盏盏煤油灯，不仅能让后人触摸其承载的文化轨迹，也能让藏家在沉静中体会在内心修篱种菊的平和。

　　这是戴翰园几年前在海口古玩城闲逛时发现的一个“宝贝”。他还记得那天，它在一位头戴草帽、衣着朴素的农村男人手里，被一个透明的塑料袋歪歪斜斜地包着，乳白色的花边灯罩下掩映着独特的灯体轮廓。男人似乎正在左右张望等候买家。一旁的戴翰园看着十分揪心，“我就是担心他这么拎着把灯摔坏，连价钱都没谈就买下了。”戴翰园说。

　　戴翰园买回来的是一盏吊灯。在精致的灯罩下，其两边由铁制卷草纹勾勒出曲卷多变的线条，灯的主体部分与一般的煤油灯无两样，高约40厘米。微风拂来，灯盏晃动，在夜色朦胧中，好似一位窈窕淑女正坐在马车上赶赴情郎的约会。灯盏上的卷草纹，正是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忍冬纹，于唐、宋、元、明、清均很流行。这样恰如其分的结合，俨然成为一个艺术品。

　　“屋里的煤油灯大多都是我去文昌、琼海一带收的。”戴翰园介绍，解放前，文昌、琼海一带的华侨经常带回很多南洋风格的手表、油灯等生活用品。解放后，由于有了电灯，煤油灯不再派上用场，有村民便在公路边摆上地摊售卖，油灯就这样走进了有心人的收藏世界。戴翰园每次看到都如获至宝，便买下来，日积月累，于是便有了这一屋子的“明媚”。

　　这些煤油灯虽老旧易碎，且在收藏市场上也并不昂贵，但在戴翰园眼里，它们却值得珍藏，因为那里承载着儿时家的温暖、心的宁静，更承载着海南独特的南洋印记。

　　经典：清末民初中西合璧

　　在戴翰园屋中的一角，木质的桌台铺上一块碎花小布，有两盏精致的煤油灯端坐着。若不拿出放大镜来仔细观看，你或许会错过它们的“跨国”故事。

　　凑得很近，我们才在小巧精致的灯钮上发现，他们分别刻着“禅臣洋行”、“谦信洋行”出品的字样。戴翰园推测，这两灯盏应是从清末民初时期流传下来，或是某位华侨从南洋带回海南，抑或是从大上海、青岛等大城市漂洋过海来到海南的大户人家。

　　的确，民国期间，国内的城市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分工的加深，钱庄、当铺、专业货栈的兴起形成了发达的金融网，而洋行是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钱庄是其经营内容之一。

　　禅臣洋行是18世纪40年代在华设立的老牌洋行，总部在德国汉堡，1846年先在广州设立分行，后将总行迁至上海。1902年，禅臣洋行在青岛霍恩佐街（今兰山路）创办分行，成为德国洋行的“带头大哥”。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进口物品主要有德国机器设备、五金器材、化学颜料等。

　　戴翰园收藏的这盏煤油灯就是旗下产品。既是“洋灯”，其外观必是洋气很多，但灯盏显露出更多的是浓郁的“中国风”。

　　灯的主体分为三部分，底部的灯托为铜质，四周为四只老虎的爪子紧紧地“抓”在桌子上，灯托前后侧还对称地刻着“铜钱”状的图案。灯身、灯罩则用玻璃制成，生锈的灯托和沾上一层层厚黑烟的灯罩，像大树的年轮暗示着它的年纪。灯身呈南瓜状，灯罩呈“观音瓶”状，在灯身上半部分有一个可控制棉绳上升、下降的小齿轮，棉绳的下方伸到灯座内。只要往煤油灯内注满煤油，棉绳便可把煤油吸到绳头上，用火柴点燃绳头，罩上灯罩，本是静谧的夜，便平添了一份橘红色灯光的暖。

　　“虎爪寓意辟邪、抓财”，戴翰园介绍，铜钱状在上方，暗示洋行揽财，而灯罩呈“观音瓶”状，或许隐含宗教精神。

　　另一盏“洋灯”为“谦信洋行”制造，资料显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谦信洋行已是在华最大的德国洋行。灯的造型较为简单，灯托部分也为玻璃制的南瓜状，灯罩部分则修长纤细。

　　值得注意的是，在戴翰园收藏的煤油灯中有一个共同点，即细微之处尽显匠心。其中一盏灯纽上刻着“Aladdin,made in USA”（阿拉丁，美国制造）的煤油灯，其造型又有其独特之处。其灯托为乳白色呈碗状，灯的主体部分有细密的气孔，玻璃制的“观音瓶”灯罩上印画着两朵摊开的绿莲，点亮，灯罩掩映下，绿莲似在烟雾缭绕的湖面上漂浮，宛如一幅水墨画……

　　戴翰园说，清末民初由于国内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也促进了品牌意识的崛起。而旧时工匠对灯具的精致做工，时刻提醒着如今“吃文化快餐”的我们，放慢脚步，雅致生活。

　　记忆：苦油与番水

　　灯具的出现，始于战国时期。《楚辞·招魂》中“兰膏明烛，华镫错些”，表明灯以文字形式记录史册。

　　在电灯尚未出现的年代，油灯是稀罕珍贵的。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咽不下的那口气，就是为了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一则是因为他确实视财如命，二则确实是恐费了油。

　　事实上，在旧时的海南，“洋灯”分属为“南洋记忆”，而在寻常百姓家中，更多的是简陋的灯具。

　　在海南坊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钱人用‘番水’，穷人用‘苦油’”。“番水”，即“番客”从南洋带回来的煤油灯，而更多贫苦村民使用的是自制的“苦油”。

　　“月娘光光才吃‘晚’”，海南民俗研究者钟捷东老家在海口龙华区遵谭镇，在他的回忆中，村里的乡亲们吃晚饭要掐准两个时间点：要么在太阳下山之前，要么在月亮出来之后。老百姓们早出晚归，待到回来时屋子里已一片漆黑。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月亮出来，才能围坐在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所谓的“苦油”，其实只是简单地将采摘的海棠果榨油，用柴火点燃取光。燃烧的海棠火焰小、亮度不够，而且臭味浓厚，若是借光读书，不到半个小时便是满脸乌黑。黑暗中人们对光的渴求，还让不少人去山中采摘蓖麻籽。蓖麻籽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引入国内，是航空用油的重要原料，易燃。“将30-40粒串起来点燃，大概能吃完一顿饭呢。”钟捷东说，燃烧的蓖麻籽火焰大，但是油烟也更大，十分呛鼻。

　　值得一提的是，钟捷东以及更多在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海南人对两种灯还有着特殊的情结。“煤油灯的瓶子是昂贵的，若是摔坏了可了不得”，钟捷东回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节省开支，很多人家都舍不得更换新的煤油玻璃瓶，便将干净的墨水瓶子作为替代品，“白云牌等各式各样的墨水瓶经过我们‘制造’后，和崭新的煤油玻璃瓶的照明程度差不多。”

　　在文革时期，“汽油灯”则是灯中的贵族。据介绍，在当时，只有公社文化宣传队下乡演出的时候，才有机会见到“汽油灯”。“汽油灯有专人操作、打泵加汽，看到演出精彩之处底下有观众欢呼，一旁操作汽油灯的人就会应景地加汽，随着‘砰’一声，汽油灯亮度四射。”钟捷东说。

　　记录：油灯里的海南符号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如今电灯的使用已经十分普及。但是在海南的许多地方，每逢过年、“公期”等重要节日，仍会看到“煤油灯”的踪影。

　　“煤油灯在海南，已经超越了其使用功能。”戴翰园说，“灯”在海南话发音中为“丁”，在海南文化中，“点灯”意味着“添丁”。以往，海南文昌、琼海等华侨从南洋将这些别致的煤油灯带回家乡，要的是“添丁添财”的好彩头。在海南习俗中，客人来祝贺主人的乔迁之喜，也会送一对漂亮的煤油灯，寓意吉祥、祈愿美好。

　　据钟捷东回忆，上个世纪六七十代，物资贫乏，买煤油还需要有“油票”。当时一斤煤油要三毛八分钱，大概可以使用2个星期左右。村里有的人家穷，就把一年买煤油的钱省下来，等到大年三十那天晚上，将家里里里外外都点上煤油灯图个“旺丁旺财”的好兆头。“无论是在正屋，还是横屋，包括客厅、每一间卧室，甚至在牛栏、猪棚都要点上煤油灯”，钟捷东说，若是家中小孩调皮地把火苗调大，是少不了挨骂的。

　　的确，在慢慢逝去的古老灯具中，它们照亮、记录了现代文明亦步亦趋的进展。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们将永远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文\海南日报记者 傅人意）

　　黑暗是通往未知的。灯的出现，

　　让生活厚重的帷幕变成了轻纱，

　　影影绰绰，曼妙多姿。

　　走进戴翰园先生的屋中，

　　一盏盏因岁月的冲刷而褪色、

　　生锈的煤油灯，

　　或高贵，

　　或古朴，

　　或庄重，

　　让人禁不住

　　循此与历史的路径再靠近一点。

　　在海南，老旧易碎的油灯，

　　也不是收藏市场的热门。

　　但是海南藏家戴翰园先生对煤油灯

　　不离不弃的珍爱，

　　让人们不得不关注海南这些或精致

　　或古朴的油灯里，

　　留下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