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性别比失衡了几十年，后果正逐渐显现

　　在性别比这个问题上，我国现有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

　　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失衡40年

　　而且从过往的抽样统计来看，65岁以后，女性的人数会多过男性。所以在65岁以下，男性比女性多出的人数应该还不止3490万。

　　| 国家统计局官网，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按年龄分性别比）

　　所谓“出生性别比”（sex ration at birth，SRB），就是一段时间内某地区每出生100个女婴，同时出生了多少个男婴。

　　我国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引起关注，是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当时就发现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到了107.2，超出了正常区间。此后的历次普查，性别出生比都不正常。2007年抽查，出生性别比甚至到了125.5的峰值。

　　这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出生性别比是111.3，属于中度偏高（fairly high）的失衡。至于分地区的性别比，还要等后续的详细信息。

　　正是性别比失衡的体现

　　早在1982年刚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衡时，就有了这个争论。当时就有专家认为，瞒报、漏报女孩，不给女孩上户口，导致了性别比假性偏高。

　　比如说，一个对湖北天门农村地区的调研就发现，出生性别比开始升高的时点，正是B超诊断仪被广泛使用的时点。

　　越是穷的地方，男性越难娶妻。

　　而婚姻常常是在类似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里进行的。于是低收入阶层里，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女性明显偏少，男性则出现所谓“婚姻挤压”，又称“娶妻难”。

　　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预估认为，到2020年，20~45岁的适婚成年男性里会有3000万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这正是流传的“三千万剩男”说法的来源。还有研究预估，2035年适婚男性将多出4200万。未来几十年里，男性终身未婚的比例将在10~15%。目前每年“过剩”的男性在100万以上。要到2060年之后男性婚姻挤压才开始减弱，每年仅“过剩”50万男性。

　　2018年，天津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走访了河北三个村庄的1.7万人，也发现了类似的“重返光棍”现象。当地女性即使残障，即使离婚带着孩子，也不愁嫁。比如L村的一个女性决定和丈夫离婚，但手续尚未办好，就已经接二连三不间断地接到了说媒的电话，而且彩礼、房车的标准一点不低。如今说媒时，男方对于女方结过几次婚已经不在意了，只在意女方愿不愿意踏踏实实过日子。

　　研究者认为，这些男性遇到婚姻挤压，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

　　1990年是112.7，

　　2005年达到了120.1 。

　　2018年，警方抓获78名拐卖越南女性的犯罪嫌疑人 | 重案组37号

　　养老和犯罪问题

　　拿人口结构来说。性别比失衡，其实会加速人口结构恶化。

　　说到“世代更替水平”的时候，常常提到的数字是2.1，这个数字基本考虑到了有的女性不生育，有的孩子会夭折。

　　什么样的生育率能维持“这一代人的人口≈下一代人的人口”，是跟“这一代人的性别比”有关的。在性别比不正常的地方，比如明显男多女少的地方，“世代更替水平”就会明显升高。

　　如果十个人里，一女九男，这个女性得生10个孩子，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我国育龄（15-49岁）人口男多于女，所以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的生育率是大于2.1的，据估计可能在2.2~2.3。

　　世代更替水平定为2.1的前提是——性别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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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身未婚的农村男性在步入老年后，往往经济困难，又没有家庭照顾，因此非常依赖社会保障。

　　但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未来的农村养老恐怕会出现危机。

　　2011年，西安交通大学的论文《性别失衡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里写到，男性犯罪率比女性高，大多数暴力犯罪都是由年轻、社会经济地位低的未婚男性犯下的。男性人口及未婚男性人口的增多，会危及到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有研究分析了中国26个省份17年的数据，发现性别比每提高0.01，暴力和财产犯罪上升约3%。

　　两性平等，

　　第七次人口普查，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普查工作。700万名普查人员，对全国所有家庭和人口进行了全面普查。还随机抽取3.2万户进行了事后质量抽查，结果显示，第七次人口普查漏登率仅0.05%。

　　出生性别比之所以会失衡，是源于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

　　认为只有男孩才是“后”，才能传宗接代。女孩既不能进家谱，也不能在丧礼上砸瓦罐。社区间的风气也加重了这种歧视。这无疑会形成对男孩的偏好。

　　男尊女卑的传统糟粕，导致了出生性别比失衡。只要社会依然重男轻女，堕女胎、杀女婴就不会停止。而出生性别比失衡导致的恶果，也将继续下去。

　　[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3]毕雅丽，李树茁著. 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1.

　　[5]石雅茗. 我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变化及综合治理研究[D].吉林大学,2016.

　　[7]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J].人口研究,2007(1):10-15.

　　[9]宋丽娜. “ 重返光棍” 与农村婚姻市场的再变革[J]. 中国青年研究,2015(11):84-90

　　[11]张银锋.当前乡村男性婚配困难的现状、原因与对策分析[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8(05):21-25.

　　[13]靳小怡,郭秋菊,刘蔚.性别失衡下的中国农村养老及其政策启示[J].公共管理学报,2012,9(03):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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