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该重修的课，就是语文

来源：新周刊（ID：new-weekly）

作者：谭山山

我们语文教育的目的，还有整个教育的目的，包括现代化的目的也一样，就是使人变得更美好。

——钱理群

让我们先做个简单的测试题，测测你的语文水平：“名媛”的“媛”应该怎么读？

答案是yuàn，而不是yuán。

没关系，你不是唯一读错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在微博上写道：“了解了一下上海名媛事件，作为一个中文系教师，最大的收获是才知道媛是读第四声而不是第二声，之前都读错了。惭愧！”

几年前，知乎网上就有人在讨论：中国人的语文能力在退步吗？题主列出了当前语文应用的一些硬伤：“的得地”不分、乱用标点符号、滥用“×性”“×化”等表述、滥用网络用语和粗言秽语、语法错误，等等。

一方面，从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来看，绝大多数国民具备基础的语文能力。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人口识字率为96.4%；截至2018年，初中阶段、高中阶段、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分别为100.9%、88.8%、48.1%。

另一方面，国民语文应用能力确实堪忧，不乏大学毕业生写不好一封求职信的例子；而对文字驾驭能力有更高要求的传媒、出版界，从业人员鱼龙混杂，表现参差。

另外，用语本应严谨、规范的政府公文，也出现了像“武则天她妈在钦州”这样的表述——一份题为《灵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武则天她妈在钦州〉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组的通知》的红头文件，让广西灵山以一种尴尬的方式进入网友视野。

用语媚俗、粗鄙（还记得疫情期间出现的“今年上门，明年上坟”标语吗），逻辑混乱、为杠而杠，表达枯燥无味……

一句话，就是不讲究。

碰到这种辣眼睛的语文乱象，人们往往会说：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打回去，重修吧。

学了那么多年，却始终学不好语文

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要重修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语文课？

诗人邹静之曾写有《女儿的作业》一文，当时他女儿天天熬夜做作业。他自责“不是个好父亲”，理由是：“我先是没有头悬梁，陪女儿深夜写作业的精神；再有，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陪也帮不上忙。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词典内部中去了。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瓮’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画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

他和其他家长一样，要给孩子检查作业。有一次，经他检查的语文卷子错了很多，不仅是家人，他也开始对自己的语文程度怀疑起来——

“有两条错误是这样的：题目要求，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有一条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填‘齐心协力’，老师判错；还有一条‘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填‘栩栩如生’，老师也判错。我仔细看了，不知错在哪里。女儿说第一条应是‘同心协力’，第二条应是‘惟妙惟肖’。”

他反复跟女儿说，她填的答案没有错，但女儿不信。

“她将接受别人给她的标准，来谨慎地使用词汇，她以后可能会像收音机一样地说话。那天，她按老师的要求把那错改了十遍。我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词——残酷。”邹静之写道。

还有作文。邹静之的女儿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的句子，然而，她收起原来活跃、灵动的心，渐渐把作文写成了“儿童八股”。

小学生不读书，甚至大学生也不读书，他们不看巴尔扎克、金斯伯格，也不看白居易、冯梦龙，读中文系却从未读过四大名著的人比比皆是。

语文，这门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共计1.3万节课、占总学时21%以上的课程，地位如此重要，如今却沦为学生们最厌恶的课程。更可怕的是，学了那么多年语文，多数人的语文水平却不过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认为，我们的语文教育制度在理论上存在误区：“中小学语文教育不仅是教学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上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整个现代教育制度的问题，只不过在语文教育这个最具有人文性的学科上表现得最突出罢了。”他的这一看法，被收入1998年出版的《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一书。

早在彼时，许纪霖就曾表示担忧：“我们这个语文教育看起来是个教育问题，实际上影响了我们全民族的思维、思考和表达方式……等到21世纪中期，当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时，像他们这样一个基本的文化结构，中国文化恐怕最后断送在他们手里。”

语文课的改革者们

教育部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教授认为，少读书、不读书就是当下“语文病”的主要症状，同时又是语文教学效果始终低下的病根。

温儒敏说，传统的语文教育不是这样的，古人学语文从蒙学开始，从《千字文》《增广贤文》《大学》《中庸》《左传》等，一路读下来，从似懂不懂到慢慢读懂，文化的感觉有了，语言的感觉也有了，这是浸润式的学习。现在的学生要学的东西比古人多，又要应付考试，这种浸润式学习显然太奢侈。但不论如何，温儒敏认为，语文教师还是要致力于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和习惯。唯有这样，“才能把语言文字运用的学习带起来，把素质教育、人文教育带起来”。

如果说温儒敏是从指导者的角度提出解题思路，那么，王丽（《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编著者）、严凌君（《青春读书课》丛书编著者）、郭初阳（《郭初阳的语文课》作者）等人则以各自的教育实践，推动语文课的改革。应试教育的大气候改变不了，那就改变自己的课堂、改变自己的学生，能改多少是多少。

著有《作文课》的尚爱兰也是实践者之一。尚爱兰以“蒋方舟母亲”的身份为人所知，但其实她还是一个执教三十多年的语文教师。退休后，她开了个作文班，学生就是亲戚朋友的几个孩子，“在小小范围里，营造了作文的伊甸园”。

尚爱兰的第一拨学生是三个7岁大的孩子。上课第一天，她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册专属的作文本，有将近一百页，比通常的小学生作文本厚得多。作文本不是空白的，每隔几页，就有她做好的内容：第一篇是课后作文题《看猴山》，她已经手写了一篇，作为示范；第二篇，贴了一幅丰子恺画的漫画《蚂蚁搬家》，看图作文，她写了前一半，后一半空着；第三篇，贴的是选自《父与子》的漫画《越长越矮》，这次只写了个开头；第四篇是古诗改写，选的是《宿新市徐公店》，她剪贴了从100字到800字不等的5种范文——也就是说，如果小朋友有余力，看图说话也不必只写一百来字，可以挑战更长的篇幅。

三个月的作文学习后，每个孩子都把自己的作文本填满了，单篇作文最长写到了600多字。由此，孩子们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本手写图文书。

尚爱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服务者”——辅助、帮助孩子们写出更好的东西，而不是作文的判官。比如最常见的作文题《我的妈妈》应该怎么写？尚爱兰会这样建议：“应该避免把妈妈写成家政人员。”因为，妈妈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除了洗衣做饭、照顾家人，肯定有孩子不具备的能力、可以言传身教的事情，写出这一点，就可以把妈妈的形象从“家政人员”中拔出来，也区别于“妈妈付出，孩子报恩”的传统思路。

这样的作文课，你也想上，是不是？

为人生打下“精神的底子”

学者陈平原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孩子一辈子的道路取决于语文”，他笑称，这句话都快变成补习学校的招生广告语了。

2014年12月，陈平原应邀在“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说，其中有这么一段：

“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

上述名言，就来自这段发言。

和陈平原曾是同门、同事的学者钱理群认为，语文教育应该给孩子以梦，为他们打下一个“精神的底子”。

“人在幼年时期，如果有一个理想和信念，尽管他长大后会看到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他可能会因此而分裂，而痛苦和怀疑，但绝对不会陷入虚无主义，因为他有一个‘精神的底子’。他会在痛苦的思考和怀疑之后，从原来那种幼稚的、不自觉的和谐，过渡到更高的自觉的和谐，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在钱理群的青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一篇童话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对美好东西的信念，还有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深深影响我。”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底子”，对人的成长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好的语文教育，对塑造一个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通过语文课，我们不仅学习文字、学习文学、学习文化，同时培养各种基本技能——阅读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论证、清晰而有说服力的交流、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等，为日后的人生打下基础。

我们都应该重新上一堂语文课——不论年龄高低、不论境遇如何，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开始。

编辑：行歌

校对：小杨同学

终审：大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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