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方——海南教育第一人

　　汉武开边，设儋耳、珠崖两郡于海南。但因地处遐方，山海阻隔，长期处于中原政权的神经末梢，受中原文化沾溉甚寡。南朝梁陈至隋唐，冯冼家族接受招抚后，海南文化发展才真正意义上展开。与此同时，也拉开了官员流贬海南的帷幕。在海南文化教育方面，唐高宗朝的贬官王义方则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其官位至高也不过御史台侍御史，在其被贬海南期间随行施教，开班讲学广收门徒，实践了作为一个君子儒的一生，在海南教育、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作为第一位自觉传播中原文化的儒者，其首开之功，值得永远铭记。

　　受牵连贬谪珠崖

　　王义方，系泗州涟水人（今泗洪东南，盱眙对岸，即今洪泽湖水下），幼年丧父，贫困孤苦，侍母恭谨，发愤读书，终于举明经。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邢部尚书张亮因被诬而诛，张亮一案牵累人数众多，而时任太子校书的王义方因与张亮生前过从甚密，遂被贬为儋州吉安县（今昌江县）县丞，同时被贬与王义方同行的还有亮之侄张皎。

　　张亮原是凌云阁二十四大将之一，为平李密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深得太宗李世民信任，但因其妻极度迷信、贪婪，养子太多，势力过于庞大，遂遭人诬陷，以篡逆罪被诛。（《旧唐书》卷69《列传第十九》）。张亮之罪实乃诬构，更遑论王义方之罪名，他之被贬，只因其与张亮生前私交甚厚，“素善张亮”（《新唐书》卷112《列传三十七》），但却不能与勾结相提并论。他的被贬，完全是无辜受累。年仅三十一岁的王义方挈妇将雏，从帝都长安到吉安贬所，开始了他在海南岛的三年贬谪生活。时之吉安，即今昌江县。王义方遭贬，本是权力斗争的无辜牺牲品，却开辟了海南文化教育的先河。

　　王义方贬琼时正值盛夏，海面上风大浪急，舟人准备用酒肉果脯祭海。但王义方大概秉持夫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的理性精神，明确地说：“黍稷非馨，义在明德。”祭祀是在明德，而不是贿赂海神。后来他酌水致祭，以人道祭告祷拜于海，祷词乃今天海南本土诗文中可见最早的文献，兹录于下：

　　思帝乡而北顾，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诸己，义负前修。长鲸击水，天吴覆舟。因忠获戾，以孝见尤。四维雾廓，千里安流。灵应如响，无作神羞。

　　从祷词可见，与其说是祷海，不如说是明志自勉。“行愆诸己，义负前修”乃是对自己的德行的反省和勉励；“因忠获戾，以孝见尤”则是对乱政的谴责。而“长鲸击水，天吴覆舟”、“四维雾廓，千里安流”则含蓄隐讳，用双关的手法指斥奸佞误国，同时也祈祷天下四方能太平安流。就这样，王义方居家平安抵达海南岛上的吉安县。

　　演礼乐传播文化

　　当时的海南地处遐荒，文教落后，根本不知孔孟为何人。据《太平广记》载：“自广南祭海十数州，多不立文宣王庙。有刺史不知礼，将释奠。即署一胥吏为文宣王亚圣，鞠躬候于门外。或进止不如仪，即判云：文宣、亚圣决若干下。”（《太平广记》卷261《南海祭文宣王》）据明代钟芳云：“自唐以前学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阙。”（明钟芳《琼州府学科目题名记》，《钟筠溪集·记》）《唐摭言》载：“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岂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唐摭言》卷1《会昌五年举格节文》）。可见，岭南一道之及第者几可忽略不计，其文化发展之落后亦可想见。所以开创珠崖礼乐教化的事业，对中国的版图构成、对海南的历史进步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王义方安全抵达昌江后，看到南蛮之地田野荒芜，道路梗塞，人民梗悍不驯，亦无礼法秩序。以传播儒学为己任的他，上任后便召集地方首领共商文教事宜，说服各黎峒首领，挑选学生门徒，召集一块开班讲学，亲自为他们讲授经书，举行祭奠先圣先师孔子的礼仪，用儒家最正宗的礼教、乐教、诗教、舞教等手段和内容，教化荒俗。

　　不久，当地百姓便行止有让、出入有序、登降有礼、跪拜有仪，还能短笛清歌。那些少数民族首领看了都十分高兴，自此，琼崖的文教事业便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王义方在吉安办学的年代比海口五公祠奉祀的李德裕过琼时间还早202年，比北宋的苏东坡贬儋州教民的时间则要早452年，所以说，王义方才是海南文教的第一人。

　　守信义二度让马

　　王义方之被贬海南，虽是无辜累及，但也不是事出无因，而这一因正好是在他一个明德刚正的君子儒的操守和品性。高宗永徽元年（650年），中书舍人薛元超举荐了一些贫苦而有才能的人，王义方就在其中，一时传为美谈。（《册府元龟》卷468）时人把他比做如古代稷、契一样的圣贤（《唐语林》卷3《方正》）。他不仅闻达于当世，亦名登国史、传诸百代。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均有他的传记，《资治通鉴》中也有关于王义方的记载。而其他像《朝野佥载》、《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唐语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唐会要》等都有关于他的言行事迹的记录。纵观王义方一生，官位最高不过御史台侍御史（属中央监察官），但却声名非常显赫。

　　王义方不阿附权贵。举明经后，他被授以“晋王府参军”之职，在弘文馆任职。一代名臣魏征非常喜爱器重他，要把夫人的侄女许之，他竟然婉拒了。魏征去世后，他却又主动向魏征夫人之侄女求婚，并迎娶对方为妻。朝中同僚对王义方的这一举动表示不解，王义方解释说：“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可见，他之前拒婚，是因为魏征正处在高位，不想趋附权贵；如今魏公去世了，却要实现他生前的愿望，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他傲岸独立，高深的道学修养使他自信得不屑迎合别人。他不贪辎铢之利。刚当侍御史，王义方声望很高。有一次，他买了一座宅院，几天后，发现庭中双青梧树没算钱。大家都说：“树当随宅，无别酬例。”可他却立即召来原宅主，再给四千。（《大唐新语》卷11《惩戒》）

　　这样一个高傲不屈之人，却又极富同情心，能扶危济困、不图报效。王义方因考明经前往京城长安，途中遇到一个徒步赶路的人，对方自称父亲是颍上县令，听说父亲病重，要日夜兼程前往，目前只能徒步，赶路十分困难，但又毫无办法。王义方听罢，二话不说就解下自己骑的马让给他，没有告诉对方姓名就离开了。而和王义方同贬崖州的张皎，因其与张亮乃叔侄关系，也受牵连配流在崖州，他投奔义方，临终时托以妻子及其尸还乡。王为尽朋友之义、终人之托，返途中叫仆人抬灵柩，自己走路，将坐骑让给孤儿寡母。这就是有史料记载的王义方“二度让马”的故事，他扶危济困，谨守信义。（《新唐书》卷112《列传第三十七》）

　　也就是这种坚守信义、不阿谀奉承的品性，成为各派打击的对象。为人刚正，凛然一身正气，才敢面斥奸相李义府为国之蠹虫，才敢不避嫌疑坚守友道与张皎兄弟不离不弃，这也才遭致了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贬。（《新唐书》卷125《列传第三十七》）

　　随行施教君子儒

　　在被贬之地仍孜孜以求地传播礼乐文明，真正做到随处施教，这完全赖于王义方作为儒者的品格。面对荣辱升迁，他都能以大丈夫的胸怀泰然处之。这也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被贬到瘴疫流行的海南后，仍能秉持传统士大夫刚健文明的精神，保持作为一个儒者师者的担当，孜孜不倦地传道授业，以化蛮族，保持了君子儒不朽的风范。

　　一个傲岸耿直、方正孝义的士大夫，一个独立不迁、教诲不倦的君子儒，就如王义方那样在遐荒之地仍践行儒家“道”的追求。儒家的文化精神给予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即：“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孔子曾跟他的学生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真正的儒者，应该是君子儒，而不是小人儒或贱儒（《荀子·非十二子》）。“从道不从君”的儒就是君子儒，他们刚健自强、厚德载物、传道授业，教化万民。因为君子儒“从道不从君”，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韩愈《师说》），所以君子儒甚至不惮为王者师，这与西方宗教凌驾于王权之上有本质区别。宋儒曾就此阐述道：“天下唯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中兴两朝圣政》卷47）君子儒就是以普遍适用的“道”或“理”为一切自然与社会存在的原理和原则，来对现实社会进行批评和提升。他们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遇到困难挫折也不会就退于道或逃于禅，而是随行施教、以传播圣贤之道为己任。王义方就是这样一个随行施教的君子儒。

　　贞观二十三年，王义方从吉安丞改授垣水丞。垣水，故城在河北大名县西，属古鲁卫交界之地。“入陈适卫”，用孔子典代指前往垣水从王义方学事。在垣水任满后，在昌乐安家从事文教以终，年五十五，撰《笔海》十卷、文集十卷。死后，门人何彦光、员半千为义方制师服，守丧三年而去。也许只有王义方这样的君子儒才能让门生自觉执行最严格的弟子礼。（《新唐书》卷112《列传第三十七》）

　　儒家文化的滋养给了王义方傲岸不群的人格，而致中和的内涵使他从容淡定。虽被贬海南，犹能泰然自若以传播礼乐文明为自乐。朝廷本是以贬谪来实现对王义方的惩处，王却以其所学开辟了这块琼崖教育上的不毛之地，使其成为这片孤岛上的绿洲，这恐怕是朝廷位居高层的人所始料未及的，也许他们都忘了还有王义方这个人。但史家不会忘，老百姓尤其是海南的老百姓不会忘记这位为海南教育写下了重重的第一笔的刚健文明的君子儒。（特约撰稿 周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