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山脚下读书声

五指山腹地是黎族百姓获得官方教育权利的始发地。廖洁如 摄

琼中“水会社学”旧址。陈耿 摄

苏东坡是黎族教育的推动者。资料图片

　　海南省国兴中学

　　建校23周年特别报道

　　说到海南的文化教育史，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苏东坡。东坡在儋州居住三年，虽然并没有开设学堂，但他以无与伦比的人格风范、横无际涯的知识海洋，以及他那特有的真纯的热情，使得他在扭转人们观念、推动海南文化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东坡离开海南岛之后写诗说：“黎歌与蛮唱，语音犹杳杳。”苏东坡在儋州地区实施的有意无意间的教育，很大一部分受众就是淳朴的黎族人。可以这么说：海南教育史，苏东坡是块里程碑；黎族教育史，苏东坡同样是块里程碑。

　　此后近千年，黎族教育艰难前行。直至解放，海南黎族教育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1990年海南省国兴中学的建立，海南少数民族教育掀开崭新的一页。

　　“四百年前填土木，黎山脚下屯兵。破荒学舍读书声，残阳烟瘴里，舂米伴三更。荣辱兴衰皆已逝，而今几段荒城。是非功过说难清，唯应存古迹，留与后人凭。”

　　这是一首凭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会所的诗。水会所，这座明清时代海南腹地最为著名的政治军事中心，原与一次规模巨大的“平黎”之事有关，在残酷的战乱之后，成了“抚黎”的场所。就在这座万山重绕的孤城，一所黎族教育史上不可绕过的社学诞生了。

　　明代水会社学：黎族获官方教育权利之始

　　社学，乃是古代官办地方小学，设立在农村，为乡村儿童提供启蒙教育。始于元而终于清末。座落在琼中水会所城内的学校，是为了周围黎族百姓子弟获得最初级的国家教育的机会，它的性质即是社学。这座在当时并不起眼的社学，乃是中部腹地黎族获得官方教育权利之始。

　　水会社学的设立与琼州通判吴俸有密切关系。此人祖籍浙江，文献记载他曾兼管抚黎事务，黎马矢事件之后，他推动设立水会社学。“水会社学，取府学生儒教黎童习读，黎人因此知学”，这条记载出自《广东通志·吴俸传》。

　　水会社学于明代万历年间建立，之后，它就一直在海南中部黎族地区发挥着作用，据史料记载，直到清代道光年间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期间它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不太好量化，但在整个海岛最为封闭落后的中部山区，一所专为黎族百姓设立的官办小学校，居然延续了200年之久，这本身就算是一个奇迹，在黎族教育史上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明代是海南教育史上最辉煌的时段，政府对黎族教育的重视也达到空前，史载崖州、感恩县、昌化县、陵水等地都设立了社学。

　　从王义方到南宋四名臣

　　说到海南的文化教育史，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苏东坡。苏东坡那个时候，儋州还是黎族与汉族的聚居区。他离开海南岛之后写诗说：“黎歌与蛮唱，语音犹杳杳。”苏东坡在儋州地区实施的有意无意间的教育，很大一部分受众就是淳朴的黎族人。可以这么说：海南教育史，苏东坡是块里程碑；黎族教育史，苏东坡同样是块里程碑。

　　事实上，黎族地区接受汉文化教育，在苏东坡之前就开始了。唐朝宰相李德裕被后人列为“五公”之首，虽然他在海南史上并不以教育的影响力著称，但是黎族地区至今还盛传着他与黎族人之间的种种故事。还有比李德裕更早的王义方，他于贞观年间从大陆来到儋州作吉安县丞。王义方的意义在于他对黎蛮地区的汉文化教育给予了最早关怀。但是从他学识、声望多方面看，不要说与后来的苏东坡不能相比，就是连“五公”也无法相提并论。因此，直到北宋，虽然在黎汉杂居的昌化军设立学舍，但是当苏东坡亲往学舍察看的时候，所见却是“窥户无一人”，只有一个饿得面黄肌瘦的老师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与来客空谈一番大道。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与苏东坡到达海南同时或者略前的一位琼州教授，名叫古革，《广东通志》载：“峒蛮多遣子弟受学。”但是除了史志简略的记载之外，古革教授的大名实在没有几个人知晓。

　　苏东坡离开海南之后，“南宋四名臣”中的李光发现了从苏东坡走后50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他高兴地说：“今相去五六十年间，文学彬彬，不异闽浙。”我们不能排除有一定的夸张，但与自王义方入琼几百年的缓慢发展相比，谁都能看出来，促使包括黎族在内的儋州教育驶入快车道的，只能是苏东坡。

　　而这个巨大变化，不能都归功于苏东坡，李光也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在昌化军创作的两首诗、一篇文证明了他乃官方学校重建的积极参加者。诗中记述了他为修复的学校题写“郡学”二字、与郡僚、学官、诸生宴集的情景。他亲作《昌化军学记》，成为后人研究海南教育史的重要文献。李光所在昌化军，同样是黎汉杂居之地，李光之于黎族教育的影响，我们可以加以推理。

　　与李光同时被贬到海南的胡铨，在黎族教育史家眼中更加著名。他在现在的三亚水南村不仅著书，还热心教书，虽然不是专为黎族人而设，而周围黎族人的首领也心动了，亲自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让他教育。这可是《崖州志》中言之凿凿的证据。胡铨为黎族教育做出的贡献，后人岂能忘记？

　　不过从王义方到胡铨，他们所进行的教育，从形式上看，都是“业余教育”，或者说是辅助性的教育，而非正统的官方主流教育，甚至于连私立的塾学也很难算上。他们对于黎族教育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们的人格魅力，而不是教育体制。

　　元代寨学：

　　黎族正规教育的开始

　　无论王义方亲自教授，还是南宋时代更多人的参与，当时的教学都不是针对黎族人而设，只不过少数有眼光的黎族人觉得到学校受教育更有意义，才送子弟入学而已。

　　这种局面到元代才实现突破。当时的定安、会同二县，黎族组织称为“峒”，显然，寨学，就是为黎族而设立，黎族子弟入学不再如前只是个陪衬，而是进入到为自己所设立的学校学习。这是黎族教育史上的一大变化。元代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是个低谷，延续的时间短暂，因此寨学发生的作用，我们也不可过高估计，但是，元代的这些措施为迎来明代教育的快速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元代的寨学，尚未见在中部腹地山区设立的记载。中部腹地山区所设官学，仍然只有水会社学。

　　清代：

　　从旧式义学到新式学堂

　　清朝沿袭前朝的惯性，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包括黎族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的官方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更为广泛地设立义学，于内地生员中选取品行端正、通晓语言者为教师，让少数民族获得汉文化教育。朝廷和官员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对黎族进行汉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提议或实施创办义学的记载比较多。如乾隆五年，两广总督庆复上疏建议：琼州四面环海，中部有五指山，是黎人所居之地，应该在那里创设义学，使黎族子弟能够就学，享受应试的权利，用“黎”字作为别编，州县给一个名额。（见《清史稿·庆复传》）提议让黎族人在科举中拥有应试机会，这是黎族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至今，五指山东麓琼中上安乡的巨石上，还存留着几块珍贵的清代摩崖石刻。这些石刻都是冯子材任全琼军务督办时开辟五指山道路过程中留下的。冯子材的工作虽是军务，但他很重视对黎族人的教化作用，制定《抚黎章程十二条》，提倡在中部山区为黎族人开设义学，好几所中部地区被称作“冯公学馆”的义学都是在他的倡导下建立的。光绪二十九年，两广总督官员岑春煊为黎族人设学额两名，录取陵水县黎族生员二人，即王义和黄云珍。黎族产生两名秀才，这在科举时代是十分引人瞩目的，可谓黎族教育史上的另一大事。

　　光绪三十一年，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与之相伴随的教育体制立即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各地旧式教学机构纷纷改为新式学堂。黎族地区的新式学堂也渐渐建立起来。教学形式改为班级制，如光绪三十二年陵水县的顺湖书院改为顺湖高等学堂，每年招收三个班级，每个班级名额50名，学制四年。教学内容则由旧式教育的四书五经改为国文、算术、史学、体操、唱歌、理化等。光绪三十一年，黎族人左有文、王义等人，在陵水县宝停营道隆村创办宝停小学，据说这是五指山区黎族人自筹资金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学校。黎族的正规教育开始进入近现代的发展阶段。

　　解放后：

　　进入崭新发展时期

　　民国时期，虽然黎族地区办起了一些学校，但教育发展较为缓慢。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黎族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创办了学校，为黎族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

　　时光流转。解放后，海南少数民族教育得到长足发展，一批民族学校的建立让民族教育呈现前所未有的面貌。1951年开始，每年都有成批黎族青年被保送到中央民院、中南民院等各院校学习。黎族地区陆续创办了各类中、小学校,到1952年，黎族地区举办小学452所，比1949年前增长4.7倍。改革开放后，海南民族教育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1979年6月，乐东县第一个筹办民族中学，并招收八个高中班；1981年8月，陵水县创办民族完全中学，保亭则将第二中学改为保亭县民族中学。1982年，自治州民族实验中学、琼中县民族中学、白沙县民族中学、崖县（今三亚市）民族中学、乐东县民族小学相继建立，到1993年，原自治州8个县都拥有了自己的民族中学。此后，儋州、万宁等县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民族中学，全省范围内的民族教育得到全面发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海南省国兴中学的建立，成为我省重点的民族中学，海南少数民族学生实现了到省城读书的梦想，海南少数民族教育掀开崭新的一页。（文\撰稿 李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