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黎汉地契的异与同

清宣统年间的协调契约。（记者 武威 摄）

民国时期田地买卖契约。（记者 武威 摄）

清乾隆五十年（1785）黎族地契。（李景新 摄）

清康熙年间黎族地契。（李景新 摄）

　　地契种类有差异

　　古时的地契，分为“白契”和“红契”，已经纳税并由政府盖印的称“红契”，未经政府盖印的为“白契”。

　　“民间执业，全以契券为凭”，这是清代认可的土地管理方式。据《海南岛志》中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政府制定了契税法，该法规定断卖契需交税9%，而典契则交4.5%；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订税则，改为断卖契每两征洋银6分，典按契每两征洋银3分；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又进行加税，规定无论旗籍还是民籍，断卖价每两征银9分，典价每两征银6分。

　　“红契”的数量多寡，直接关系着政府的税收。三亚市民间收藏爱好者蔡明康先生藏有一些珍贵的“红契”。在一张道光四年吴林将土地卖与孙世亨的地契中，契文的左右两边及中部共盖了三个“官印”，至今依然鲜明的印红，凸显着官方的威严与整肃；同治八年何学光因钱粮负累将田地卖与何学海，地契的纸质虽已发黄，但盖在契文上的两个红印和日期落款处的一个红印依旧清晰。

　　与汉族地区出现红契不同，三亚黎族契约全部是白契。“与汉族相比，黎族长期处于简单社会，三亚崖城黎族虽然汉化程度高，已进入封建社会，带有从原始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特点，出现土地买卖情况是必然的。但由于民族文化的持续性，社会内部仍会保持浓厚的民族传统因素。黎族社会有自己的独特性，趋同于官方的程度低于汉族，对土地买卖的性质理解水平偏低，同时带有人际信任的朴素因素。”李景新认为，黎族的白契更多体现为民间的自觉，其深层心理出于族群内部的信任。

　　黎族地契内容更灵活

　　受汉文化的影响，黎族地契和汉族地契在格式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异。地契的正文都包括起首用语、出卖（典）方姓名、原因、过程、土地的来源、位置、成色、面积、承买（典）方姓名、价格及相关规定等相关内容；在正文之后，地契中都可见现场人需署名、花押或按手模。

　　其中，现场人可以出现代笔人（或亲笔、秉笔人）、同见人、中人、经断人、签书人、当事人，他们在具体契约里面出现的频率不同，但代笔人（或亲笔人）却是每张契约必备的。同见人、中人、经断人、签书人，不一定同时出现。在这几类人中，又以同见人频率最高，其余三种人偶尔出现。

　　此外，地契还必须有立约时间、符号印记，以及包括强调契约永久性的文字、骑墙字及附加物资条件等在内的其他内容。

　　而在这其中，黎族附加物资条件的内容在汉族地契中就较为少见。这类内容在黎族地契中书写的位置比较灵活，在道光二十年4月14日的一张契约上，立约时间右上方空白处就有一行半字“批明食用猪壹只鸡乙对酒壹堈白米饭五罗合批”；道光九年3月中旬日的一张契约上，则在同见人下方、四至左方一行字“一批猪乙只鸡二只酒壹堈饭二罗”。

　　李景新推测，这部分内容大概为立约时的食用物资，但这批物资是由出卖（典）方还是由承买（典）方承担，尚待研究。

　　在一些汉族地契中，中人的签名下面都画着一些难以辨认的圆圈。琼海民间资深收藏爱好者卢传福认为，这是中人的一些画押方式，属于“花押”，往往将“一生心洁”、“一生好心”、“一片公心”、“一片正心”或“直白”、“福”等字样形象化艺术化，连写成“○”或“怒”字样。

　　然而，在黎族地契中同见人、中人、经断人、卖地人等还是多用手模，“花押”较少用。虽然偶尔出现中人用“花押”的形式，如民国十一年正月十五日的一张契约上中人林庆春用“花押”。

　　此外，在契文的书写内容上，李景新也发现了黎族地契的独有特点———特殊的符号和民间自造的俗写文字。如“身己”这个字，在黎族地契中频繁出现，经查各种字书都未发现有这个字，李景新推测，这大概是该地的地契特有的俗写字，也传达着某些习俗信息。

　　土地交易时亲族

　　拥有优先购买权

　　在一张名为“何亚山地契”中，清道光二十一年3月10日，立契人何亚山因粮食紧张不得已将祖父遗下的黎路脚田九坵，以铜钱21千文卖断与同族人何亚黎。类似将土地在同族间买卖的地契在黎族地契中十分普遍。

　　无独有偶，这种亲族成员享有优先购买权的交易模式在汉族也普遍存有。光绪二十二年9月中旬立的一张汉族地契中，副马村村民符之贤因无钱足费，只能将祖上传下来的田地卖出，但“先问亲戚兄弟人人不肯承就，后问到四更村内康真爵入头承断”。

　　卖主卖地时需先遍问叔伯弟侄，亲房不买，则由亲及疏、遍问本家族人。本家族人不买，则由亲及疏遍问姻戚，姻戚不买，则问承典、承租人。承典人或承租人亦不买，还要遍问地邻，无人愿意购买后，方才卖给外族人或是外村人是汉族地契和黎族地契中共有的特点。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约定俗成的交易模式，体现着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过程中存在着的“人情”、“情面”。对卖方而言，如果亲族、地邻所出的地价与其他买者所出的地价相差不多，在不受损失的前提下，当然首先乐于卖给亲族、地邻，具有鲜明的宗法伦理色彩，也体现着农业社会中人们对土地权利转移的重视。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这种卖地的模式从‘照顾’亲族、地邻的‘人情’出发，可以避免家族的整体经济实力受损，土地虽出让了，但毕竟仍是在家族成员间流动。”李景新给出了另一种解释。

　　虽共同生活在琼州大地上，但由于文化发展和民俗民风的差异，黎汉地契同中有异，共同诠释着内容丰富的海南地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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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契沿革

　　契约的出现，在我国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周礼》记载了傅别、质剂两种书面契约，而且有专门的官员“司约”“司盟”负责收藏诸侯与民间的盟约与约契。秦汉时期，田房契约已初具规模。东汉以后，纸张应用到契约文书中，逐渐取代青铜、竹木，成为契约文书的唯一介质。东晋王朝创立契税之制，官府在已纳税的契约文书上钤盖官印，这种契约文书称为红契。红契是完备的法律文件，为合法契约。民间未钤印的契约为“白契”，“隐不告官，谓之白契”。

　　隋唐时出现了便于人们模仿的契约“样文”，这种作法使各地契约格式有了统一的可能。到了北宋时期，正式建立了印契制度、税契制度，出现了由官方统一印制的契约文本，称“官契”，民间自行书写的契约俗称“草契”，宋代以后，为了防止经手税契的官僚胥吏贪污中饱，规定将税契的收据粘连契约之后，此即契尾之制。明清两代，契约文书日益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一些地方大量印卖具有统一规式的官板契纸样文，令用户填写，对民间使用土地契约起到了普及的作用。这时候的传统契约文书的种类也日趋繁多，就交易形式而言，主要有买卖、典当、租佃等，从买卖对象上说，又有卖田文契、卖地文契、卖屋基地文契、卖园文契等，其他则还涉及活卖契、绝卖契、找贴契、契尾、田单、推单等这些具有不同形式、内容的契约与相关文书。

　　民国成立以后，土地买卖的制度渐趋完善，契约也日趋沿革和规范，出现了官方统一印制的买契，取代了官契。（摘自任吉东《近代中国契约文书及其研究》）

　　海南档案解密地契印迹

　　一张细薄的地契，往往承载了两个家庭的悲欢故事。当家世显赫、兴旺发达时，人们的名字往往会出现在地契的买方一栏；可当家势中落、遭遇变故时，人们常常将赖以生计的土地出卖，无奈地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卖方一栏。

　　琼州学院教授李景新研究认为，受汉文化的影响，黎族地契与汉族地契在格式、风俗等方面较为相似，但也存在着差异之处，有着鲜明的特色。（文＼记者 黄媛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