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海南地方志的先行者

临高透滩村为纪念王佐而立的礼魁坊。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王佐画像

王佐后人王奕俊在王佐公祠前忆往事。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王佐是海南古代“四大才子”之一，近日，海南省王佐文化研究会在海口成立。

　　王佐1428年生于临高县蚕村，即今临高县博厚镇透滩村，曾任广东高州同知和江西临江府同知等职，史载王佐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所至以廉操闻，遗爱于民”。他在明清时期海南“四大才子”中尤以诗词创作见长，被称为“吟绝”，著有《鸡肋集》、《经籍目略》、《琼台外纪》等书。其中《鸡肋集》最为著名，流传至今。王佐在诗词里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情怀，一直被人们称道，有“为官人称明仁司马，作诗堪比唐宋大家”之称。他的老师丘濬这样评价：“所有从者，尤以王桐乡为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田汉等当代大文豪先后到海南考察，高度称赞王佐是一位“爱国诗人”。在时光隧道中思考、定位王佐，他应当是海南文化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2012年，大型历史人偶剧《王佐告御状》亮相海南省首届艺术节，获得大众好评。但是王佐对海南最大的贡献是海南本土文人创作了第一部地方史志《琼台外纪》，可谓是海南地方志的先行者。 ——编者

　　王佐、丘浚、海瑞、张岳崧等四位海南历史名人分别被人们称之为吟绝、著绝、忠绝、书绝，合称“海南四绝”。王佐有很多诗文传世，日本学者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中说：“以诗文论，在海南人士中，首先推王佐。”但是王佐对海南最大的贡献是海南本土文人创作了第一部地方史志《琼台外纪》，可谓是海南地方志的先行者。

　　寡母教诲终成才

　　王佐(1428—1512)，字汝学，号“桐乡”(由于家乡盛产刺桐，因此自号)，琼州府临高县蚕都村(今海南省临高县博厚镇透滩村)人。透滩村是一个古村落，早在南宋开禧元年(1205)即由王氏渡琼二世祖王巨鸾建村。王佐出身于书香门第，先祖王良先是南宋举人，也是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胡铨的得意门生。父亲王原恺为世袭抚黎士舍官，母亲唐朝选出身琼州望族(唐氏家族先后出现了唐舟、唐胄、丘浚等著名的文人学者)。这为王佐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他从小就在父母的指导下读书习字，进步很快。

　　7岁时，王佐的父亲重病身亡，这对于一个美满的家庭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王佐的母亲唐朝选是一个坚韧的女性，她除了负担全家(唐氏生两女一男)的生活起居外，对王佐的教育更加严格。因为娘家在琼山，唐氏带着王佐前往琼山拜冯源为师进行攻读。冯源，琼山那邕都(今府城那央村)人，当过教谕，是当时琼山数一数二的私塾名师。在冯源的悉心教导下，王佐诗文功力有了很大的长进。但可惜的是，王佐追随冯源学习不久，先生就不幸患病去世。很多年后，王佐写诗追忆这位恩师：“忆昔为儿未十龄，趋庭委贽拜先生。初能雪案涂鸦字，已许朝阳作凤鸣。寂寞荒苔封讲席，凄凉抔土闭佳城。东风吹泪看遗稿，尺许枯藤无限情。”

　　恩师冯源去世后，母亲唐朝选把王佐送回琼山攀丹村的外祖家，从此，王佐开始接受外祖唐舟的教育。后来，王佐还师从唐舟的女婿丘濬。在两位名士唐舟和丘濬的教导下，王佐不仅饱读诗书，而且也学得为人处世之道。正统十二年(1447年)，20岁的王佐到广州参加考试，考中举人。喜讯传来，琼山的唐氏家族和临高的王氏家族都非常高兴。当然最高兴的当属母亲唐朝选。唐氏教子成才被家乡人非常认可并传为佳话，后来临高县令梁俭专门为其建造“慈训堂”以作表彰，并作《慈训堂记》。直到现在，透滩村村民还保留着“耕耘节”祭拜唐母的传统习俗。每年正月初二，透滩村的母亲们会携儿带女聚集在“慈训堂”前，在锣鼓号令声中列队向唐氏神像进香祭拜，口中念念有词：“唐母教子有方，王佐功名成就，额求唐母恩泽子孙，勤奋读书，识礼称贤。”

　　母亲唐氏对自己的教诲，王佐一直铭记在心。母亲去世后，王佐深情地写道：“自幼冲即延师于塾，教于诗书，稍长闻有名师，虽数百里外，即遣往从。闲时归省，或逾期不学，母即忧不食。凡诸束修，皆出母手。纺织经营之馀，平居唯拳拳勉以孝弟忠信、礼仪廉耻事，证以古人贤不肖。”(王佐《先母行状》)直到晚年，在著述的字里行间，王佐仍对母亲寄以深情感念：“不肖孤自幼至于强壮，三十年间，无一日而贻母氏忧劳者，正恐某之立身，不得如母之所愿者。”

　　辗转三省任同知

　　因为刻苦攻读，王佐在20岁时参加乡试得中礼经魁(即举人第一名)，并于次年赴京参加会试，但不幸落第，便留在京师太学(国子监)读书。王佐又多次参加会试，祭酒吴节、司业阎禹锡等都非常称赞他，并向宰相李贤推荐，李贤也深信他将来必成大器。可是，由于某些权势者的妒忌，多方压抑，王佐在太学呆了19 年，始终没有考取进士。尽管如此，王佐的才华是得到朝廷认可的。景泰五年(1454)，明朝政府推行“崇节俭”的政策，对国子监学员进行大幅裁减，但王佐却以出色的才学被留了下来。为了表彰这位才华横溢的国子生，景泰六年(1455)，皇帝亲自命令监察御史彭烈、广东按察司检事陈廉会同琼州府通判米盈、临高知县杨护等官员，到透滩村为王佐建竖“礼魁坊”，以激励后学。

　　在国子监待了差不多二十年，眼看就40岁了，在中进士无望的情况下，王佐只好放弃考试，向吏部报到，要求铨补(量才补授官职)。成化二年(1466)，王佐出任广东高州同知(知府的副职，负责分掌地方盐、粮、捕盗、江防、海疆、河工、水利以及清理军籍、抚绥民夷等事务，为正五品)，正式开始了自己仕宦生涯。当时高州境内流寇作乱，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不能安居乐业。王佐到任后，深入乡间认真了解地方动乱根源，据实情写出《边情策》，提出一系列治理的意见。高州太守孔镛和都御史韩雍都十分赞赏王佐的见解，照着《边情策》实施，结束了高州一带频繁动乱的局面。对于这一人生经历，王佐在诗作《高州馆舍书怀》中有相应的记载：“山郭民居十数家，官僚无事早休衙。绿豪日写筹边策，白帖时催运饷槎。雨过庭添瑶草色，日来窗映佛桑花。此中诗景谁同赏，老我商羊咏圣涯。”在高州任职一年多，王佐又被转到化州任同知。在这期间，他频繁出巡，写下了《吴川归舟》、《信宜道中》等爱国忧民的诗篇。

　　成化五年(1469)，因为母亲病故，王佐回家奔丧守孝。成化十年(1475)，改任福建邵武府同知。在任期间，府属泰宁县发生一起盗乱大案，佥事(提刑按察司属官)章懋正好巡行至邵武府，责令王佐查剿此案。王佐对案情作了分析后认为，现贼帮势力猖狂，如果采取急剿的作法，对方一定会负隅反抗，倒不如变剿为抚，诱劝投降，以分化贼势。建议得到认可并实行，取得较好的效果，招降了盗贼几十人，余贼全部溃散，使境内得以平安无事。成化十三年(1478)春，邵武大旱，百姓四出逃荒，民心涣散。王佐请当地父老商量抗旱事宜，官民共同努力，解决了旱情。王佐此举，顺民益众，官民齐声赞其为“仁明司马”。成化十六年(1480)，调任福建乡试考官，扩增府、州、县学，注重教化，反对行贿封举，深受生员拥护。

　　在福建待了整整15年，王佐于弘治二年(1489)改任江西临江府同知，直至弘治五年(1492)告老还乡，时年65岁。王佐虽然辗转三省任职二十余年，“所至以廉操闻，遗爱于民”，但因为“不能随时俯仰”，一直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很多人都为这为大才子感到很痛惜，但是他自己却不以为意，体现了传统士人高尚的节操。

　　一生功名在琼州

　　“归田无别业，此是种花台”，这是王佐对自己回归故里的生活的自我表达。凭着透滩村依山傍水，坐北朝南、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他以自己宦海几十年从各地采集回的400多种花卉，营建了“聚景园”。“聚景园”绿树成荫，竹林相对，奇花异草四季飘香，虫鸟争鸣，空气清新，环境优雅。王佐曾咏“桐乡夏荫”诗一首，以纪其实。“桐乡夏荫”曾经被列为“临高八景”之一。

　　很多传统士子回到家乡之后，都愿意筹建书院来教导文化，这对于忧国忧民的王佐来说更不例外。王佐回乡除了营造“聚景园”外，还四出奔波筹建“桐乡书院”，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曾有人动情地吟咏：“最是桐乡心独苦，三间茅屋可能支。”这是对王佐奉献精神的高度肯定。

　　王佐一生爱读诗书，致仕回家后，与同县致仕训导谢宁、国子监学生王锡、隐士王政等为密友，经常互相往访，或谈论诗书，或悠游山村，怡然自得，修心养性，写下了许多意境高雅、充满家乡气息的诗文。他的主要著作有《鸡肋集》、《经籍目略》、《琼台外纪》、《庚申录》、《原教篇》、《金川玉屑集》、《琼崖表录》等，而且得到后世高度评价。

　　这里特别说一说代表作《鸡肋集》。《鸡肋集》有诗 302 首，杂文 82 篇，是王佐著作中的精华。他的诗，状物、写景，刻画入微;怀古抒情，清新隽永，多为爱国忧民之作。例如《天南星》：“夫何生海南，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否?”饥荒时节，海南百姓迫不得已采集天南星充饥，时有中毒事件发生。王佐也无能为力，只能以“含泪的微笑”来收束全篇。另一篇《鸭脚粟》也是王佐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有异曲同工之妙。1963年，茅盾先生来海南调研，还对王佐这两首诗充分肯定。《哀使君》、《哀四义士》和《海外四逐客》等诗篇，则通过悼念宋末琼州安抚使赵与珞及四义士(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抗元殉节事迹和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贬臣，以表达他的爱国思想。王佐特别推崇胡铨，一连写了《澹庵井》、《茉莉轩》、《夜宿胡澹庵祠》等诗。其中以《茉莉轩》两首，语多激愤，在读书人中广为传诵。现抄录如下：“茉莉香中小小轩，历年三百尚依然。珠崖逐客才过海，南渡君臣已戴天。磊落封章轰宇宙，凄凉遗墨化云烟。我怀千古中原恨，几度经行泪泗流。”“相逢莫话绍兴年，每为先生一忧然。国是到头成底事，奸非开路逐忠贤。忍同刘豫三分国，卖却唐尧一半天。杰阁格天今草莽，乾坤无罩小茅轩。”

　　正德七年(1512)，王佐逝世于家乡透滩村，享年85岁。根据他的遗愿，乡人将其安葬于那雀地(今博厚镇多雀村附近)，这是由当时的堪舆大师徐豹为其选定的。一直到1938年，王氏后人将王佐迁葬于透滩村东南的一处向阳山坡。综观王佐的一生，他的官职不高，流传后世的宦绩也有限，但是他在回归家乡之后潜心诗词创作，并编撰了海南文人的第一部地方志书《琼台外纪》，说他“一生功名在琼州”是恰如其分的。

　　海南方志先行者

　　王佐一生好学，晚年归家常与密友谈论诗文，优游山林，养花种草，著书自乐。在七旬高龄时，他还跋涉琼州各地，遍访风土人物，广搜民俗掌故，修成《琼台外纪》一书。但是，很可惜的是，王佐的这部《琼台外纪》很早便散佚，没能够流传下来。

　　唐胄在正德《琼台志·序》中说，丘濬晚年时说自己人生有三大遗憾，其中一项就是“郡牒未修”。“桐乡王公载笔数十年，录郡事警官，志前后擅易之陋，乃命所集为《外纪》，以自成一家之书。”《琼台外纪》影响很大，因此在王佐晚年致仕归琼后，琼州知府王子成出于对王佐的崇敬，特地于正德六年(1511)邀请其主修琼州府志。其时，王佐已经84岁高龄了，由于精力有限，就邀请辞官在家、与自己有表亲关系的晚辈才子唐胄协助自己来编撰这部地方志书。但是由于在编写海南建制沿革等问题上，王佐与唐胄等人的观点不合，以至拂袖而去，搁笔长达一个多月，后来写了一篇题为《东岳行祠会修志序》的序文交差了事，不久便因病去世了。从此以后，修志的工作就落在唐胄一人身上了。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唐胄编撰的《琼台志》终于于正德十六年(1521)杀青付梓。

　　虽然唐胄在有些观点上并不认同王佐，但是他内心深处是非常尊敬这位前辈的，因此在“凡例”特别交待：“《外纪》一书，王桐乡先生平生精力所在，故凡有录入者，逐一明著，不敢窃为己有，以掩其善。”因此，在正德《琼台志》中，只要认为合适和有理，唐胄就不惜大段大段引用了王佐《琼台外纪》中的相关篇章与段落。同时，对于与自己有着严重冲突的观点，唐胄也没有回避，特地将王佐的“建置四论”附录于书后，从而使得王佐的观点能够流传下去，让后世得以借鉴。正因为唐胄有如此胸襟和涵养，才能够在《琼台志》中保留了王佐《琼台外纪》的相关篇章与段落，使得我们能够在该书散佚之后还能够大致了解其基本情况。不仅于此，唐胄一直将王佐的《鸡肋集》收藏在身边，在担任广西按察司佥事时，还筹款刻板印刷了《王桐乡摘稿》，称“大方家每服其词之平易温雅、气之光明隽伟，当比拟于古诸大家”。可以说，正因为有唐胄的努力，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窥见王佐的整体创作情况。

　　王佐的《琼台外纪》为十二卷，分别记录了海南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地理山川等，为人们了解海南的基本情况提供了鲜活的资料。王佐认为，建置沿革是志书的第一要义，编写一个地方的志书，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个地方的来龙去脉。为此，他坚持汉儋耳、珠崖二郡是元鼎六年平越时“九郡同时内属”;坚持从孝元罢弃珠崖郡后直至南朝陈代五百多年的历史期间，海南岛没有地方行政建置。这些观点不被当时的唐胄所认可，后人对其也多有疑义，但是却给我们思考、定位海南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我国一向有编撰地方志书的传统，关于海南的地方志书也出现较早。晋朝的盖泓编撰《珠崖传》一卷，是关于海南的最早志书，可惜的是早已散佚。隋唐时期，中央政权加强了对海南的行政管理，但是未修志书，因此有“郡僻无书”之说。宋朝时，出现了《琼管志》、《琼州图经》等方志，但是也在元朝时散佚。元朝时，蔡微编纂了《琼海方舆志》，也未能流传下来。王佐的《琼台外纪》虽然也已经散佚，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唐胄的《琼台志》来了解大体情况，而且唐胄对《琼台外纪》中的许多观点与资料也是充分认可的。可以说，《琼台外纪》是目前有迹可寻的最早的一部海南地方志书，从这个角度看，王佐可以视为海南地方志书的先行者。

　　时光隧道中的王佐

　　王佐虽然已经去世五百多年了，但是临高人民乃至海南人民却从未曾忘记他。时至今日，海南还有多处王佐遗迹和纪念场所，这成为人们永远怀念王佐的平台。

　　1038年，因为日军侵华，回迁到透滩村的王佐墓非常简单，与当年那雀地无法相比。墓地虽然简陋，但是每年的王佐诞辰纪念日则十分热闹。王佐是五月十五生，所以每逢诞辰日，全村家家户户邀请亲朋好友，杀鸡宰羊举行奉祀。男女老少，敲起自制的特色鼓腔，并请八音队、舞狮队，抬起王佐公的塑像全村巡游，热闹非凡。位于透滩村前的“王佐公祠”也别具一格。公祠最早建于隆庆七年(1573)，有二进六殿，殿内木制结构，殿外两侧有走廊，红墙绿瓦，院内奇花异木，环境优雅美丽。公祠历经沧桑，在“文革”中惨遭浩劫，1990年重建。透滩村的礼魁坊、慈训堂、透滩石桥等也都是人们追思王佐的重要所在。西天庙是位于海口关厂坊(今海口市义兴街)奉祀王佐的地方。整个庙宇建筑系砖木结构，单式斗拱，雕梁画栋，工艺精致，规模宏伟。张岳崧编修的《琼州府志》如此记载：“西天大士庙在海口所城西二里许，祀王佐海上显灵，祈祷立应，故郡民虔祀之。”该庙自明代隆庆年间建成以来，香火甚盛，香客从不间断，经历屡毁屡建，一直保存至今。

　　透滩村因为王佐的缘故而有知名度，2014年还被评为“首届海南十大文化名村”。王佐曾经有很多诗文对透滩村进行描绘，例如吟有八首田园诗，被后人誉为“透滩八景”。其一《东皋古木》：“老树三百年，郁郁含风雨，巨虫穴其心，对此伤南渡。”其二《大蘋洲》：“光风泛洲渚，草暖花乱开，归田无别业，此是种花台。”其三《小蘋洲》：“小小一芳洲，白蘋花自炫，知心采蘋者，安得常相见。”其四《南涧云泉》：“野涧近芳洲，寒泉绕石流，时看云出石，相对隐人幽。”其五《聚景园》：“鹏鷃适所适，自觉世界宽，花柳满乾坤，只在眉睫间。”其六《西渚塞滩》：“寒泉下触石，淙淙聒昏晓，野田分上流，昨夜水声小。”其七《北林烟树》：“北林无别景，早晚笼烟树，时闻出鸟声，亦足幽人趣。”其八《幽景塘》：“山迥泉脉细，地衍水痕平，好景不须多，会意心自清。”

　　王佐逝世后的几百年间，人们对其诗文、人品、才学等有着极高的赞誉。他与岭南的孙贲、黄哲、李德、赵介同誉为“南园五先生”。明朝进士、文渊阁大学士丘濬说：“所有从学者，尤以王桐乡为最。”唐胄评价说：“其词之平易温雅，气之光明隽伟，当比拟于古诸大家。”明朝曾经担任琼州副使的胡荣称赞：“博学多识，见道精审，故其诗词温厚和平，文气光明正大，当比唐宋诸大家。”现代诗人田汉评价说：“王桐乡，为民请命之事，爱国惠民之诗，当堪弘扬。”1989年，时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也曾题赞诗，“不趋权势不矜骄，嗜读诗书志贯霄;鸡肋自谦多趣味，关心民瘼永心焦。”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佐的价值越加被人们认可。在时光隧道中思考、定位王佐，他应当是海南文化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2012年，大型历史人偶剧《王佐告御状》亮相海南省首届艺术节，获得大众好评。海南省于2015年6月成立了王佐文化研究会，旨在研究王佐及王佐文化，张扬王佐精神。

　　(文\本刊特约撰稿 曾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