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槐准：搜奇探史永葆赤子之心

省档案馆展出的韩槐准先生用过的茶杯、紫砂壶、象牙印章。 张茂 韩学 摄

韩槐准(左一)和家人在愚趣园。

新中国成立后，韩槐准将数十年在南洋所搜集之陶瓷国宝捐赠故宫博物院。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张玲

　　一张张发黄的粮票地契反映了海南商业从薄弱走向兴盛;一架架陈旧的飞机模型象征着海南梦想从陆地越往蓝天;一件件罕有的名人遗存见证了海南文化从“藏在深闺人未识”逐渐转变成为“文香飘逸传万里”……

　　6月9日上午，海南省档案馆、海南大学档案馆、海航集团档案馆、海南省气象档案馆、海口市房屋档案馆、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南科技职业学院档案馆等7家单位提供的珍贵档案，在“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中与人们见面。其间，琼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韩槐准生前用过的几件文物，引发人们的关注。

　　在6月9日海南“国际档案日”中展出的档案中间，有几样特殊的实物档案引人驻足：一个用得泛黄脱色的印画瓷杯，一盏花飞蝶舞的紫砂茶壶，一枚染着暗红朱泥的小小印章……它们由海南收藏家符气新捐予海南省档案馆，均为海南文昌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韩槐准生前所用。

　　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第一人

　　仔细端详这几件实物档案，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海南管理处副主任张健平露出些许困惑：“这确是韩槐准先生所爱之物?难以置信，因为相较于先生平日里收藏的瓷器、古董，它们实在资质平平。”

　　韩槐准何许人也?“海南风丛书”系列之《韩槐准文存》开篇便这样介绍：“韩槐准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种植专家，也是对祖国有特殊贡献的爱国华侨。他博学多才，为学术殚心亟力，被誉为‘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第一人’。”

　　在阅知他跌宕丰富的一生以前，许多人都会产生同样的疑问：是什么样的经历塑造了什么样的魅力，让一个仅仅拿到“高小”文凭便越洋谋生的海南文昌人，与徐悲鸿、郁达夫、刘海粟等国内外文化界首屈一指的名家私交甚笃，甚至能自信地称徐悲鸿为“一生最知音者”?

　　1892年，韩槐准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市昌洒镇凤鸣村，由于家境贫寒，21岁时与乡人合开染坊谋生。但因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他很快便选择了一条与当时不少海南人相仿的路径——飘洋过海到新加坡谋生，成为“下南洋”大军中的一位“番客”。

　　在韩槐准所发表的《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中，他曾这样回忆痴迷古代瓷器的缘起：“1933年我在药房当徒工时，有一外国人向我询问，关于我国《本草》上的苏木，英文如何写法?我虽然做了答复，但他对于我国历史记载的原产地提出问题。因此，我才开始阅读我国和南洋关系的历史。”

　　后来，韩槐准从各类文献中得知，我国古代陶瓷曾大量输往南洋，于是开始投入中国古外销瓷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因曾有开办染坊的经历，韩槐准能通过彩料加热后所起的化学变化和风化程度，以及从外国釉料传入中国年代的先后，准确地鉴定陶瓷制造年代。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说，此前，华人收藏家、古董商对陶瓷的真伪鉴别、年代判断大多凭借经验反复观摩。自学成才的韩槐准用这样纯科学的客观方法来鉴别瓷器，曾令新加坡历史学家

　　许云樵直竖大拇指：“韩先生真是首创者。”

　　但更为人动容的是，自1957年韩槐准开始筹备从新加坡举家归国之事时起，他便将自己多年苦心搜集的百余件珍贵文物陆续寄往北京，尽数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被该院称为“弥补了我国古陶瓷收藏的部分空白”。

　　从牙缝里省出钱来做收藏

　　海南省档案馆所展出的韩槐准遗物，经张健平初步判断为：“年头不老，价值不高，就是当时的小康人家都能使用的寻常物件。”

　　先说那个泛黄的茶杯，上面印画的仕女图大抵是受彼时印刷技术的局限，算不上精致逼真，经过日积月累的反复使用和冲刷，一些细节甚至作者的落款也看不清了。但是，旁边的一行小字——“愚趣斋主藏”或许能够说明，杯子上印制的仕女图为韩槐准珍爱的藏品，随时日常用品，但他从众多藏品中挑选此画并印制在茶杯上，时刻欣赏，可见珍贵。

　　而那只四四方方、花飞蝶舞的紫砂茶壶，张健平判断是在解放前后制造。“符合那个时期中国人的审美情趣——热闹又漂亮，同时，这种四平八稳的造型也是当时较为流行的一种趋势，我曾见过许多。”他还认为，壶面上所画的蝴蝶花有“耄耋”之意，或许为友人赠予年事已高的韩槐准。

　　许多观众根据茶壶上大幅精美的描花判断其价格或许昂贵，可张健平这样分析，用如此艳丽的色彩、花纹装饰的茶壶，制作者反而无需对紫砂的泥质做过多要求。这样看来，描花越多，茶壶的价格可能反而越低。

　　最后那枚还染着朱泥的印章是利用象牙的一块边料所制，随形雕刻，追求自然。张健平说：“象牙是民国年间常见的印制材质。从其外观来看，这枚小印很可能为韩先生随身携带的印信工具，可随时在书信、文章或票据末尾轻轻一印，仅作日常‘画押’、签字之用途。民国时期的‘活泼人’多有随身携带‘闲章’的习惯。”

　　韩槐准生前所用之物大多资质平平，在张兴吉看来却顺理成章。

　　“其实人们很容易走进这样一个误区，认为动辄为一件藏品一掷千金的收藏家应该过着奢侈的生活。其实不然。”由于收藏古董不仅要斥资购买，还要花钱养护，是一件“烧钱”的事，张兴吉将收藏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收藏古董为乐趣或是买卖的富人;另一类是以收藏古董为科研基础，把考古研究当成生命组成部分的学者，永远“只赔不赚”，所以这一类人往往是“从牙缝里省出钱来做收藏的”。

　　在他心里，韩槐准就是那第二类人。

　　揭开海南史前考古发现序幕

　　尽管自青年时越洋谋生，直至78岁与世长辞，期间韩槐准回海南居住的次数屈指可数，但他却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故乡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

　　1950年8月，是韩槐准第二次从新加坡回乡探亲，距其1929年第一次回乡已隔21年之久。他撰文这样称其再次回乡的目的是“除省视高龄之老母外，为念念不忘前拾得与我乡历史有关之雷公凿所在之旷野，于是抵家不久即到该处搜罗，结果在其附近得十余件。”

　　是什么样的物件让已经在考古学界颇有名气的韩槐准心心念念21年之久，甚至成为其返乡的动力?

　　后经考古学家研究表明，这批石器大约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由此断定，在史前时代的凤鸣村周围十余里应是古人类聚居地。次年9月，海南籍人类学家、史前考古学家岑家梧亦专程来到凤鸣村并发现了80多件石器，将此次调查写成了《海南岛凤鸣村新石器时代遗迹调查》一文，更是助推了这波研究海南石器的空前热潮。

　　海南大学教授唐玲玲认为，正是韩槐准对雷公凿等海南新石器时代石器的关注，揭开了海南岛考古发现的序幕，并第一次提供了实证性的物件。同时，印证了中国古籍中关于此种石器的记录，为后来的考古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她不惜溢美之词，评价韩槐准的这一贡献是“半个世纪以来对海南岛史前考古的第一次具有开拓性历史意义的研究成果”，“让研究海南岛史的学者们突破传统的围墙，在雾霭中追索海南历史的踪迹，揭开了层叠的历史画卷”。

　　同样致力于海南历史研究的张兴吉也有感慨：“海南历史中最薄弱的就是史前历史，韩先生的发现让曾经‘只是传说的历史’真正开始为人们所知。”此外，韩槐准所寻得的石器与华南地区出土的同类石器颇为接近，凭此人们可以推断早在史前时期，海南与祖国大陆便有频繁往来，甚至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文化圈”，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令几位受访者遗憾的是，截至目前，海南学界对韩槐准的研究与宣传仍然不够全面、深入，导致“韩槐准在省外的名气比省内大得多”，希望借此次海南省档案展出韩槐准遗物之机，唤起人们对这位文昌赤子的追思。

　　“我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就是韩槐准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百余件文物有朝一日能在海南展出，或者交由海南省博物馆馆藏。”张健平相信，这一愿景若能成真，将为海南人领略韩槐准的风采与品格提供更多更为生动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