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多地村民力图对日诉讼
幸存者越来越少，时间就越来越紧迫，必须赶在历史的车轮前给他们一个交代
海南多地村民力图对日诉讼
文\海南日报记者 符王润 刘笑非
在日军占领海南的年代，海南各地都曾发生过村民遭日军任意屠杀的惨案。惨痛的记忆，在海南各地的很多村庄依然存留。
侵琼日军在那个年代，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给当年的人们留下了巨大的创伤。
无辜的百姓命丧日军刀枪之下，无数的家庭从此破碎，无数的亲人从此阴阳相隔，无数的幸存者在未来的岁月中背负着沉重的痛苦，存活在往后的岁月中。
时隔几十年后，在海南的很多村庄，活跃着一批不遗余力收集当年日军罪行证据的幸存者及其后人。他们的心愿，是希望让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最为沉痛的历史。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准备拿起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
文昌鳌头村：
诉讼准备进入最后阶段
对文昌市东阁镇鳌头村人邢锋来说，每天最重要的除了工作外，还有整理大量的证据和翻看海量的法律信息。为了3年前母亲去世前的嘱咐，邢锋一直在为针对当年日军罪行起诉日本政府而积极准备。
邢锋的母亲杨春花是1943年“鳌头惨案”的幸存者。2011年，母亲临终前抓住邢锋的手，嘱咐他一定要为当年冤死和幸存的同胞讨回公道！
每次见到邢锋，总能感觉到他身上有永不枯竭的活力——每天在工作之后，他还会尽力筹备着为鳌头村屠杀受害者讨还公道的工作。
“现在诉讼准备的进展非常顺利，已经有律师事务所愿意无偿帮助我们，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同时还有一些企业愿意提供资金支持，说明这件事在社会上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经过几年准备，筹备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邢锋格外兴奋。他似乎已看到了一丝曙光。
但实际上，邢锋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在媒体报道了鳌头村要为屠杀遇害者讨还公道后，好多人给我打电话，都是希望能够联合起来，毕竟人多力量大，但也增加了工作量。”邢锋说，根据律师建议，要正式提起诉讼，要先将当年屠杀事件发生后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具体量化。丈量房屋、计算损失、挨家挨户统计、搜集遇害者名单，工作量之大，常人难以想象。
“不仅是文昌，万宁、保亭、陵水等地的日军暴行受害者也联系到了我，他们殷切地希望能够为他们呐喊一声，其实作为受害者的儿子，我最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邢锋说，他会尽量联系更多的人，将资料、证据做周密统计，然后提交给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只有先过了省内这一关，我们才能继续完成受害者的夙愿。”
而让邢锋越来越有信心的，还有目前的国际大环境。“日本政府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法案，在这个时候进行诉讼，揭露日军在海南的暴行，更有利于舆论站在我们这一边。”邢锋说，不论是他还是健在的幸存者，都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十分愤慨，就更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对于邢锋所做出的努力，海南文史专家、对于日军侵琼
历史有着多年研究的符和积认为，这对揭发日本战争罪行以及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是极其有利的。“无论诉讼成功与否，一来能够给当年的受害者以心灵慰藉，再者能够激发更大的社会关注。”符和积说，随着健在的亲历者越来越少，有可能一些历史还未被发现就淹没在长河中，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希望有更多的民间正义之士加入到这个行列里，发现历史、传承历史。
琼海长仙联村：
曾尝试诉讼却不被重视
“我们村每年三月初一都会到这里祭拜当年遇难的村民。”站在位于中原镇燕岭村的“三·一”惨案遇难者公墓前，80岁的曹靖神情变得黯然。他理了理今年公祭日时公墓前残留的香烛，目光扫向了公墓中两个硕大的墓冢，“这里面埋了七百多人啊。”
1945年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一，驻扎于此的日军以验“良民证”的借口将附近长仙联村的村民诱骗至此，全部杀害并就地掩埋。同时，另一队日军还在长仙联村实施“三光”，曹靖就是当年“三·一”惨案的幸存者。
“我听当年的老人说，鬼子将大部分的村民们诱骗至他们燕岭村的驻地，之后将村民们几个捆成一块，轮流拉到一片空地里残忍杀害。”当年还年幼的曹靖后来从老人口中得知当时的情景，“两个日本兵从早上杀到黄昏。他们让邻村的村民挖好两个深坑，杀掉的村民就往坑里丢。到最后，这两个日本兵也累了，就干脆随便在村民身上刺几刀，便推进坑去。”根据老人们的回忆，当时很多村民被推进坑里的时候还活着，“那时候这坑里的活着的人哭喊了几天几夜才死去……”这样惨烈的情景深深刻进了曹靖的脑海，每次提及此事，泪水充满了老人的双眼。
“这些年总有个日本人来找我们，又是拍照又是摄像的。但这么多年了，日本也没给我们一句道歉的话。”74岁的欧宗柳身上14处的刀疤，就是在69年前的那个早上留下的，他2岁的妹妹死于日本兵的刺刀之下。老人所说的日本人是多次来琼搜集日军侵琼证据的日本学者佐藤正人。
为了纪录这段历史，曹靖在退休后回到村子，开始收集幸存者的口述资料，并收集成册——《日本法西斯“三光”政策罪行录》。
1990年代曹靖也曾想过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但当他拿着自己整理的材料找到琼海市法院和政府有关人员时，却因种种原因被退了回去。“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提起诉讼。” 由于缺乏法律人士支持和资金支撑，曹靖最终放弃诉讼尝试。
万宁月塘村：
书信提出赔偿诉求无果
“虽然村里的年轻人都知晓那段历史，但是随着幸存的老人陆续去世，对于那时候的事，大家说得是越来越少了。”自1990年代开始，万宁市万城镇月塘村村民朱振华开始意识到，随着岁月的推移，年轻人会渐渐忘却那段村庄曾经被日军血洗的耻辱历史。1994年开始，朱振华便陆续走访村里的幸存者，记录了近60名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的回忆，收集成《血和泪的记录》。
1945年5月2日上午，月塘村有223名村民遭到日军的屠杀，190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无法醒来。老人们回忆，那天下午，日军撤退后，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死难者的鲜血，被雨水冲刷汇聚，流进村里的两口大水塘中，染红了整个水塘。
1994年，在朱振华的牵头下，月塘村村民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求，要求日本政府针对当年日军对月塘村村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向国际社会进行公开道歉，向幸存者、死者家属赔偿损失，并在月塘村建立一座死难者纪念馆。“当时我向日本的内务大臣、外交大臣等寄去了赔偿请愿书，但只有一个人给我回了信，答说他们并不知晓这个事情。”在这20年里，朱振华屡次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求，却一直没有回应。“等这本书完成后，我们就准备联名起诉日本政府，要求他们进行赔偿。”朱振华从包里掏出打印订成册的《血和泪的记录》，“当年日军对我们村造成的伤害，必须要有所道歉！那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佐藤正人先生也要给我们介绍律师免费帮助我们打官司。”
朱振华所提到的佐藤正人，是研究日军侵琼历史的著名日本学者。他多年来数次到访海南，走访曾经受害的村庄。早在2001年，海南慰安妇赴日诉讼时，佐藤正人就与同伴一起到现场支持。现在，邢锋和朱振华的诉讼准备工作都获得他的支持。
“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次诉讼，比如遇害者名单，这是最直接、最强有力的证据，希望号召所有有意愿赴日诉讼的人都尽量将名单落实，这样才能在道德上让日本政府一败涂地。”佐藤正人的日语翻译邢越说，幸存者越来越少，时间就越来越紧迫，必须赶在历史的车轮前给他们一个交代。
国内日军侵华受害者对日本提起诉讼纪事
中国劳工对日诉讼
自1995年起，中国劳工在日本法院陆续提起14件讼案，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向幸存者或家属道歉及赔款，但这些案件全部以败诉告终。
慰安妇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
1992年，山西老人万爱花成为对日诉讼的第一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此后，20年间，山西、海南等地多位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但案件均以败诉结束。
山西大同“万人坑”56名幸存者状告日本政府
2002年，在山西省大同老人李近文发起成立的“大同矿工起诉日本侵华罪行联络处”召集下，大同市五十六位昔日从“万人坑”中逃生的老人相继加入状告日本政府的诉讼行列。
重庆大轰炸惨案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
2012年，重庆渝中区、九龙坡区、涪陵区等地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发起索赔起诉，要求日方就战争伤害道歉、赔偿。这15名受害者年龄最大的已经92岁。 （符王润 辑）
文\海南日报记者 符王润 刘笑非
在日军占领海南的年代，海南各地都曾发生过村民遭日军任意屠杀的惨案。惨痛的记忆，在海南各地的很多村庄依然存留。
侵琼日军在那个年代，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给当年的人们留下了巨大的创伤。
无辜的百姓命丧日军刀枪之下，无数的家庭从此破碎，无数的亲人从此阴阳相隔，无数的幸存者在未来的岁月中背负着沉重的痛苦，存活在往后的岁月中。
时隔几十年后，在海南的很多村庄，活跃着一批不遗余力收集当年日军罪行证据的幸存者及其后人。他们的心愿，是希望让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最为沉痛的历史。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准备拿起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
文昌鳌头村：
诉讼准备进入最后阶段
对文昌市东阁镇鳌头村人邢锋来说，每天最重要的除了工作外，还有整理大量的证据和翻看海量的法律信息。为了3年前母亲去世前的嘱咐，邢锋一直在为针对当年日军罪行起诉日本政府而积极准备。
邢锋的母亲杨春花是1943年“鳌头惨案”的幸存者。2011年，母亲临终前抓住邢锋的手，嘱咐他一定要为当年冤死和幸存的同胞讨回公道！
每次见到邢锋，总能感觉到他身上有永不枯竭的活力——每天在工作之后，他还会尽力筹备着为鳌头村屠杀受害者讨还公道的工作。
“现在诉讼准备的进展非常顺利，已经有律师事务所愿意无偿帮助我们，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同时还有一些企业愿意提供资金支持，说明这件事在社会上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经过几年准备，筹备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邢锋格外兴奋。他似乎已看到了一丝曙光。
但实际上，邢锋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在媒体报道了鳌头村要为屠杀遇害者讨还公道后，好多人给我打电话，都是希望能够联合起来，毕竟人多力量大，但也增加了工作量。”邢锋说，根据律师建议，要正式提起诉讼，要先将当年屠杀事件发生后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具体量化。丈量房屋、计算损失、挨家挨户统计、搜集遇害者名单，工作量之大，常人难以想象。
“不仅是文昌，万宁、保亭、陵水等地的日军暴行受害者也联系到了我，他们殷切地希望能够为他们呐喊一声，其实作为受害者的儿子，我最能够体会他们的心情。”邢锋说，他会尽量联系更多的人，将资料、证据做周密统计，然后提交给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只有先过了省内这一关，我们才能继续完成受害者的夙愿。”
而让邢锋越来越有信心的，还有目前的国际大环境。“日本政府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法案，在这个时候进行诉讼，揭露日军在海南的暴行，更有利于舆论站在我们这一边。”邢锋说，不论是他还是健在的幸存者，都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十分愤慨，就更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对于邢锋所做出的努力，海南文史专家、对于日军侵琼
历史有着多年研究的符和积认为，这对揭发日本战争罪行以及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是极其有利的。“无论诉讼成功与否，一来能够给当年的受害者以心灵慰藉，再者能够激发更大的社会关注。”符和积说，随着健在的亲历者越来越少，有可能一些历史还未被发现就淹没在长河中，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希望有更多的民间正义之士加入到这个行列里，发现历史、传承历史。
琼海长仙联村：
曾尝试诉讼却不被重视
“我们村每年三月初一都会到这里祭拜当年遇难的村民。”站在位于中原镇燕岭村的“三·一”惨案遇难者公墓前，80岁的曹靖神情变得黯然。他理了理今年公祭日时公墓前残留的香烛，目光扫向了公墓中两个硕大的墓冢，“这里面埋了七百多人啊。”
1945年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一，驻扎于此的日军以验“良民证”的借口将附近长仙联村的村民诱骗至此，全部杀害并就地掩埋。同时，另一队日军还在长仙联村实施“三光”，曹靖就是当年“三·一”惨案的幸存者。
“我听当年的老人说，鬼子将大部分的村民们诱骗至他们燕岭村的驻地，之后将村民们几个捆成一块，轮流拉到一片空地里残忍杀害。”当年还年幼的曹靖后来从老人口中得知当时的情景，“两个日本兵从早上杀到黄昏。他们让邻村的村民挖好两个深坑，杀掉的村民就往坑里丢。到最后，这两个日本兵也累了，就干脆随便在村民身上刺几刀，便推进坑去。”根据老人们的回忆，当时很多村民被推进坑里的时候还活着，“那时候这坑里的活着的人哭喊了几天几夜才死去……”这样惨烈的情景深深刻进了曹靖的脑海，每次提及此事，泪水充满了老人的双眼。
“这些年总有个日本人来找我们，又是拍照又是摄像的。但这么多年了，日本也没给我们一句道歉的话。”74岁的欧宗柳身上14处的刀疤，就是在69年前的那个早上留下的，他2岁的妹妹死于日本兵的刺刀之下。老人所说的日本人是多次来琼搜集日军侵琼证据的日本学者佐藤正人。
为了纪录这段历史，曹靖在退休后回到村子，开始收集幸存者的口述资料，并收集成册——《日本法西斯“三光”政策罪行录》。
1990年代曹靖也曾想过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但当他拿着自己整理的材料找到琼海市法院和政府有关人员时，却因种种原因被退了回去。“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提起诉讼。” 由于缺乏法律人士支持和资金支撑，曹靖最终放弃诉讼尝试。
万宁月塘村：
书信提出赔偿诉求无果
“虽然村里的年轻人都知晓那段历史，但是随着幸存的老人陆续去世，对于那时候的事，大家说得是越来越少了。”自1990年代开始，万宁市万城镇月塘村村民朱振华开始意识到，随着岁月的推移，年轻人会渐渐忘却那段村庄曾经被日军血洗的耻辱历史。1994年开始，朱振华便陆续走访村里的幸存者，记录了近60名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的回忆，收集成《血和泪的记录》。
1945年5月2日上午，月塘村有223名村民遭到日军的屠杀，190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无法醒来。老人们回忆，那天下午，日军撤退后，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死难者的鲜血，被雨水冲刷汇聚，流进村里的两口大水塘中，染红了整个水塘。
1994年，在朱振华的牵头下，月塘村村民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求，要求日本政府针对当年日军对月塘村村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向国际社会进行公开道歉，向幸存者、死者家属赔偿损失，并在月塘村建立一座死难者纪念馆。“当时我向日本的内务大臣、外交大臣等寄去了赔偿请愿书，但只有一个人给我回了信，答说他们并不知晓这个事情。”在这20年里，朱振华屡次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求，却一直没有回应。“等这本书完成后，我们就准备联名起诉日本政府，要求他们进行赔偿。”朱振华从包里掏出打印订成册的《血和泪的记录》，“当年日军对我们村造成的伤害，必须要有所道歉！那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佐藤正人先生也要给我们介绍律师免费帮助我们打官司。”
朱振华所提到的佐藤正人，是研究日军侵琼历史的著名日本学者。他多年来数次到访海南，走访曾经受害的村庄。早在2001年，海南慰安妇赴日诉讼时，佐藤正人就与同伴一起到现场支持。现在，邢锋和朱振华的诉讼准备工作都获得他的支持。
“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次诉讼，比如遇害者名单，这是最直接、最强有力的证据，希望号召所有有意愿赴日诉讼的人都尽量将名单落实，这样才能在道德上让日本政府一败涂地。”佐藤正人的日语翻译邢越说，幸存者越来越少，时间就越来越紧迫，必须赶在历史的车轮前给他们一个交代。
国内日军侵华受害者对日本提起诉讼纪事
中国劳工对日诉讼
自1995年起，中国劳工在日本法院陆续提起14件讼案，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向幸存者或家属道歉及赔款，但这些案件全部以败诉告终。
慰安妇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
1992年，山西老人万爱花成为对日诉讼的第一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此后，20年间，山西、海南等地多位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但案件均以败诉结束。
山西大同“万人坑”56名幸存者状告日本政府
2002年，在山西省大同老人李近文发起成立的“大同矿工起诉日本侵华罪行联络处”召集下，大同市五十六位昔日从“万人坑”中逃生的老人相继加入状告日本政府的诉讼行列。
重庆大轰炸惨案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
2012年，重庆渝中区、九龙坡区、涪陵区等地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发起索赔起诉，要求日方就战争伤害道歉、赔偿。这15名受害者年龄最大的已经92岁。 （符王润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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