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海南方言达人

探源海南方言系列之一
寻找海南方言达人

每天早上，唐诗圣爱到那大的街上走走，遇到不同的熟人就用不同的方言寒暄几句。 记者 宋国强 摄

能说七八种方言的王玉刚。 宋国强 摄

 

　　方言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已经引起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重视，各地有识之士也在行动，研究、保护和传承本土方言。

 

　　海南是个公认的“方言宝库”，岛上通行的除了普通话，还有黎语、海南闽语（海南话）、儋州话、临高语、客家话、村语、勉语（苗话）、回辉话、军话、附马话、那斗话、广州话、迈话和壮语等14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和方言。

 

　　貌似任何地方的西部都有着其传奇色彩，海南也不例外，仅从语言现象来看，海南岛14种方言西部就占了12种。仅儋州市境内就存在8种方言，其中那大镇更集齐了全市的方言，置身那大市井，便可感受到什么是南腔北调，仿佛这里的人们生活在“巴别塔”之下。

 

　　从本期起，海南周刊将陆续推出“探源海南方言”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在儋州那大，73岁的唐诗圣颇有些名气。名为“诗圣”，自然和诗有些渊源，但他最绝的是嘴上的功夫———他能讲儋州地区通行的8种方言。

 

　　这位精神充沛的老人，说话音量有点大，却非常儒雅。从他的嘴中，能够冒出军话这样的北调，也能说出儋州话这样的南腔，此外还精通客家话、白话、广州话、临高话、海南话、普通话，黎语和苗语也能“说说”。

 

　　一人能讲8种话

 

　　“么漏摆？”（临高话，你去哪？）

 

　　“落该啊。”（军话，逛街啊。）

 

　　“食早了么？”（客家话，吃早饭了吗？）

 

　　唐诗圣习惯早上6点钟起床，然后到街上散散步，遇到熟人就会寒暄几句，碰到说军话的，就用军话来打招呼；碰到说儋州话的，就用儋州话来打招呼；碰到说客家话的，就用客家话来打招呼……

 

　　唐诗圣，1939年出生于儋州三都唐屋村一书香门第，“四人名列儋耳志，五代书香雅人家”，其父亲唐虞政曾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成为笔友互和诗词，董必武称他为“儋州雅人”。

 

　　7岁前，唐诗圣都生活在三都，这里属于海边，家人及周边居民都讲儋州话，也称海边话，那时，他只会讲儋州话。1946年，唐诗圣被父亲送到当时为儋县首府的新州念小学，在学校里他接触到了儋州话的另外一种读音，也就是字音，专用于吟诗作对。

 

　　1948年，唐虞政被那大第二中学评为教师。1952年，小学毕业的唐诗圣随父亲到那大二中读书这一经历，让他的舌头与众不同。当时，那大虽不是县政府所在地，但是因为其地处儋州交通要道，各个乡镇的学生都到那大二中读书，让这所学校成为“语言博览馆”。

 

　　“有来自南丰讲客家话的同学，有来自和庆讲临高话的，有来自那大墟讲军话的，有来自东城讲白话的，还有来自兰洋的黎族、苗族同学，而老师很多来自广东讲广州话。”唐诗圣说。

 

　　在那大读书，让唐诗圣惊奇的还有，不仅是学校里南腔北调，那大镇也是南腔北调，每种方言，在这里都能找到相应的村落。

 

　　“那时，普通话并不像现在这样流行，同学往往会用方言交流。特别是，小孩子调皮，经常会用方言来骂人，你得去学，否则自己被骂了也不知道。”唐诗圣笑着说，慢慢地听多了，说多了，也就会讲了。

 

　　1959年，唐诗圣考上了位于广州的华南石油学院，习得了广州话。1960年，唐诗圣大学毕业到海南农校教书，在海口学会了海南话。

 

　　那大，

　　多语言者炼丹炉

 

　　1985年，海南籍语言学家梁猷刚曾记录下一段趣闻：有一天，我们在汽车站听到下述的对话。一个青年匆匆走来：“买到新州的车票。（儋州话）”，售票员回答：“没有了。（儋州话）”；一个中年人问：“买一张去海口的车票多少钱？（军话）”，售票员回答：“三元五角五分。（军话）”；又有一个妇女来问：“去临高多少钱？（临高话）”，售票员回答听不清楚。

 

　　将近30年过去了，这样的景象在那大镇还时常上演。记者采访儋州那大居民王玉刚时，他不时接到生意伙伴的电话。第一个电话，他用军话交流，第二个电话用儋州话，第三个电话用粤语，第四个电话用客家话。

 

　　今年50多岁的王玉刚，属于那大城区人，所操“母语”为军话。上学后，慢慢与周边同伴交流多了，逐渐学会了儋州话、客家话、白话、临高话、海南话、黎语等，能说8种方言。

 

　　那大镇，在这个20多万人口的镇上，一共汇集了儋州话、客家话、军话、临高话、白话、海南话、普通话以及黎话、苗语等，被语言学家称为“语言博览馆”，“多语言者炼丹炉”。

 

　　据钟平编著的《儋县概况》，那大镇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明万历年间设那大营。原有两个村庄：一个叫那恁村（讲临高话），一个叫大同村（一说南大村，讲客家话），后来两村各取一个字合为那大。明朝设那大营带来了军话，造成了“该里语言以客话为多，临高话次之，惟那大镇全说军话。”（民国《儋县志》）

 

　　在那大镇中心区居民主要讲军话，在其边缘曾出现过三条“语言街”———“梅县街”讲的是客家话，“临高街”讲的是临高话，“儋州街”讲的是儋州话。

 

　　多种语言环境，也就造就了能说多种语言的语言达人。王玉刚说，自己并未特别地去学习多种方言，而是小时候跟操不同方言的同伴玩得多了，就会说了。

 

　　“处于南腔北调的环境中，也就容易习得南腔北调。”唐诗圣说，除了临高话，儋州汉民族的语言种类虽然繁杂，分布错落，但是因为它们都是从古汉语中分化发展起来的，在语音上都有整齐的对应规律，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也大体相同，甚至多有互为通假，所以很容易学会其他方言。

 

　　一家人讲三种话

 

　　操不同方言或语言的人混居，因为通婚，经常会出现一家人讲几种方言。唐诗圣后来娶了客家女子为妻，儿子又娶那大本地人为妻。“以前，家里语言很单纯，只有儋州话；而现在，家里的语言复杂了，有三种之多。”唐诗圣说。

 

　　唐诗圣的母语为儋州话，其妻子母语为客家话，儿媳母语为军话。“一家人交流，经常会在几种方言之间跳跃。”同是吃饭，客家话是“食饭”，儋州话是“嚼饭”，军话是“起饭”。

 

　　位于那大镇东门街一家旅馆老板陈丽梅，40岁左右，客家人，年轻时嫁给了那大镇说儋州话的男子，而丈夫的父亲是临高人，讲临高话。“在我家，我是说客家话的，丈夫是说儋州话的，公公说的是临高话。”陈丽梅说，那大镇语言丰富，因着通婚，家里就像一个“小联合国”。

 

　　为方便交流，像陈丽梅这样的人家，家里人一般都会去学几种方言。现在，她经常会根据顾客的母语，而说客家话、儋州话、临高话、军话。

 

　　儋州居民谢有造家里也是同样的情况，“我说儋州话，妈妈说军话，儿媳说白话，女儿嫁给客家人，说的是客家话，孙女习惯跟我们讲普通话。”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阿婆用军话教育孙子，而孙子则用儋州话回应。

 

　　方言达人老矣

 

　　1979年唐诗圣回到那大二中教书，儋州市新闻中心主任罗智才成为他的学生。罗智才还记得，当年在那大二中就读时，唐诗圣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东城镇抱舍村的，然后唐老师就用白话跟我讲。”罗智才说，同样的，其他同学讲什么话唐诗圣就讲什么，所以学生都愿意跟他亲近。

 

　　不过，这样的场景几乎不会再见。虽然，儋州能操多种方言的人并不少，但大多年过半百，年轻一代很少有人懂数种方言，在学校，也都使用普通话。

 

　　“我的儿子们只会说儋州话，懂点客家话、军话。”唐诗圣说，到了孙子孙女这辈，就只会儋州话和普通话了。

 

　　同样，王玉刚的儿子也只会讲母语军话，他的孙子则只会讲普通话。

 

　　儋州人受方言影响，普通话的口音很重。为了能让下一辈能够讲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许多年轻父母就从小教小孩普通话，而不是方言。特别是随着外地媳妇越来越多，普通话已然成为一种强势语言，开始“蚕食”方言的功能。

 

　　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剑三认为，一种方言承载了一种文化，儋州市许多文化特色都承载在方言之中，保护方言就是保护本土文化的延续，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一项重要内容。他认为，要留住方言，就要利用和创造方言的语言大环境，建立和提高儋州人保护自身文化的意识。（文\海南日报记者 况昌勋 特约记者 谢振安 通讯员 郭树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