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与他的海运主张

　　7月18日是世界海洋日。更好地保护利用海洋，成为人类的共识。纵观中外历史，凡着眼于海运，敢于利用大海的国家和民族才是大有作为、逐渐强盛之邦。

　　早在中国的明朝，生长于大海之隅的明朝海南籍大臣丘濬就曾经提出善用大海的主张，他谈到，“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并曾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特辟专章对漕运问题提出独到见解。在他看来，海运比陆运可省费用百分之七八十，比河运省百分之三四十。因此他认为国家不能仅仅依靠河运，为长久之计应辅以海运。但他的这一提议，却遭到清乾隆年间的文臣纪昀的大加贬驳，他不仅一口咬定丘濬“其人不足重”，还将丘濬主张海运的主张，视为“有害无益，损伤人命”的荒谬之举。

　　丘濬的海运主张为何难逃“荒谬”的厄运？本期讲谭，请海南文史学者林冠群先生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为您解读历史的真相。

　　丘濬与海瑞，一个以官职最高、学识渊博，一个以行事果敢、刚正不阿而名垂青史。两人死后都归葬海南，且至墓园相去不过数里，都是国家级的文物单位。然而海瑞墓风光无限而丘濬墓却冷冷清清，知者不多，游者更少。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前人对于丘濬的一些批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清乾隆年间的纪昀（晓岚）。他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一口判定丘濬：“其人不足重。”意即丘濬其人立身行事不怎么样，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作为。另外，还专门批评丘濬力主海运的主张。他说丘濬：“又力主举行海运，平时屡以为言。此书（指丘濬的《大学衍义补》一书）更力申其说……然一舟覆没，舟人不下百余，粮可抵以转输之费，人命以何为抵乎？其后万恭著议，谓为有大害而无微利，至以‘好事’斥之，非苛论也。”

　　在纪昀看来，丘濬主张海运是个“有害无益，损伤人命”的荒谬之举。纪昀在这里提到的万恭，是明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曾因治理黄河而有名于时，被称为“异才”之士，因此他对丘濬的批评更成为纪昀抨击丘濬最具杀伤力的炮弹。

　　知海舟之便 力主海运

　　明朝自永乐皇帝始，将国都迁移到北京。当时，自山海关以外，已经属于边关重地的辽东边防前线，从朱元璋起，每年都要从关内调拨大量粮饷支持军队的戍守；而帝都北京的生活所需也必须仰赖江淮一带供给。所谓“江淮熟，天下足”，“江淮桑柘，衣被天下”，农业技术发达，经济基础雄厚的江淮一带实为朱明王朝安邦立国的根本所在。

　　但物质的流动需要运输，而明代的运输与宋元等前代一样大都通过漕运实施。所谓漕运就是利用淮河、运河等陆地水系组织船只承运货物。历代封建王朝都因此设有专管河道运输的“漕臣”，明时因为经济发展比前代更为进步，因此漕运的重要性更其明显。但内河运输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受黄河泛滥及水旱灾害的影响，或河道淤塞，或河水暴涨、枯竭，造成运输不畅甚至停滞。其中尤以黄河泛滥为害最大，一有河害，漕运便大受影响，所以明王朝非常重视黄河的治理。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治河，造成整个社会的沉重负担。

　　丘濬作为朝廷中的一员对此早有想法，所以他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特辟专章对漕运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认为这三者之中，海运比陆运可省费用百分之七八十，比河运省百分之三四十。因此他认为国家不能仅仅依靠河运，为长久之计应辅以海运，他说：“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

　　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海运的方法，其中包括访问渔民、勘察海道、打造船只、挑选舵工、观测气象等等，从中可见他对此问题的真知灼见及深思熟虑。为了说服持不同看法者，他还特地翻找前代档案，从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抄录出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至天历二年（1329年）的三十六年间，元代实行海运时的详细数据，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海运比河运“所得益多”！（见《大学衍义补》卷34）

　　谋事在先  反被斥为“好事”

　　值得注意的是，丘濬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正是黄河相对稳定，漕运得以正常行驶之日，可谓河清海晏，国家无事之时，所以后来的万恭指斥他“好事”也并非信口开河。然而，丘濬考虑的是：“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使临事而悔。”他认为，不能因为眼下河运畅通便麻痹大意，应谋事在先，不要等到有事了才后悔不及。万一有一天内河漕运不通，因为国家“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可惜这“善谋国者”之言竟然得不到当时的万恭及至后世的纪昀之类保守臣僚的赞同，不但不予支持还斥之为“好事”！

　　然而，满朝文武，有识之士还是有的。丘濬之后，明隆庆、万历、崇祯年间分别有梁梦龙、王宗沐、沈庭扬等人都主张丘濬的海运方法，并用此方法实施海运，取得了明显的良好效果。此等有识之士还特别指出，实行海运可以巩固海防，使明军习于海战，防备倭寇的入侵。如《殊域周咨录》卷二：“国初海运之行，不独便于漕纲，实令将士习于海道，以防倭寇。”《五杂俎》卷三：“海运一行，所费可省，且可使浙、直诸军因之习于海战，倭寇之来可以横流而御。自海运废，而士益惮于海矣。”

　　至明末清初，遗老顾炎武更是对丘濬的海运主张推崇备至，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称海运有“十二利”。其中有一利特别值得注意，即实行海运可以杜绝沿河官员借机贪污。原来，实行内河漕运，朝廷有免除损耗的政策，允许沿途官员报送损失，于是有些不法官员谎报实情，有损失却瞒着不报；没有损失却坑害主运的船工等百姓，将人捉到牢里，勒令赔偿。种种弊端，“情态万状”：“有实漂流而以为虚，至死狱中而责偿不获；有不漂流而以为实，各分其利而亏损在官”！如此看来，万恭指斥丘濬“好事”其实是将自己的立场放到贪浊腐败的官员方面去了，他不会不知道内河漕运的这些弊端。

　　万恭以治理黄河而出名，他的主要手段是高筑河堤将黄河水夹在河堤内使水流湍急，冲刷泥沙，使河床不会淤浅。他的这一方法得到很多人的赞许，认为是“千古不易”之方。万恭大概也因此很自负，对丘濬的海运主张颇不以为然。然而从长远看，这种仅致力于内陆航运的观点是十分狭隘而近视的。

　　纵观中外历史，凡着眼于海运，敢于利用大海的国家和民族才是大有作为、逐渐强盛之邦。明朝在十四、五世纪时，本有类似郑和下西洋的向海洋挺进的壮举，可惜正是像万恭、纪昀这类封建保守官僚的颟顸无知，竟以“损伤人命”这样的理由来阻断海运的实行！其实治理、巡守黄河以及漕运军饷的过程，死人之事又何止千百？若认真比较，还远多过海运的偶然遇险。而进入十七、八世纪之后，西方的英、法、葡、西等重视海洋的国家纷纷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西方的三桅船乘风破浪进入南中国海，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便形成了。再回头看万恭治理黄河的“政绩”，就在他们因“治理有方”获得皇上的奖赏后不久，至万历二年，黄河又决口，“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数年”！不知他此时还有什么理由指斥丘濬的“好事”？

　　主张受冷落  惟愿死前还乡

　　丘濬的正确主张就这样被无知与狂妄冷落了。因为他的主张得不到重视，尽管他曾位极人臣，坐到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还是不能施行自己的正确主张，又因为年老体衰（其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一目失明），心有余而力不足，时时向皇帝请辞让贤，却又得不到批准。最后以身殉职，死在任上。像这种情况还得不到纪昀等后世官僚的谅解，以一句“其人不足重”试图“盖棺论定”。

　　不过，按丘濬生前的志向，他不会计较这些。他一生稳健、平淡，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不是那种争宠恋禄，贪图富贵之人。相反，他一再表白：“人生但得平平过，不用标词更问天”，晚年即使身居相位，仍念念不忘的是早日退休，归隐海南。至有“玉殿东头第一班，朝朝屏息奉龙颜。百年已自七旬过，一日都无数刻闲。恋土每怀生处乐，乞身惟愿死前还。文渊阁下归来处，愁看残阳薄暮山”的诗句，恋土怀乡之情溢于言表。而今，他能静静地躺在故乡的土地上，我想他已经心满意足了，又何必计较那墓园的冷落！（特约撰稿 林冠群 记者 李幸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