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之子卢鸿基

 　　琼海市博鳌镇排园村，走出了艺术大师卢鸿基。他集雕塑家、画家、诗人、教育家、艺术理论家于一身，对版画、粉画深有研究，还做了不少翻译工作，留下遗稿约四十万字、诗词二百余首。在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院）评定的现代美术名师中，卢鸿基名列其中。

　　今年恰逢卢鸿基先生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曾吟咏“椰子槟榔别有姿，胜过江南杨柳枝”的海南之子。

　　神奇秀美的万泉河与碧波浩瀚的南海交汇处，有一座世界知名的“天堂小镇”———博鳌。

　　在博鳌镇排园村，曾走出了一位让海南人倍感荣耀的艺术大师卢鸿基。他集雕塑家、画家、诗人、教育家、艺术理论家于一身，对版画、粉画深有研究。此外，他还做了不少翻译工作，留下遗稿约四十万字、诗词二百余首、粉画三百多幅，大连苏军烈士纪念碑是他在雕塑方面享有盛誉的力作。

　　坠地初闻海啸声

　　在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院）评定的现代美术名师中，卢鸿基名列其中。

　　1910年7月的一天，琼海博鳌镇排园村的卢家，又添了一个男丁，家中为其取名鸿基，字圣时。

　　卢鸿基的女儿卢叶子告诉记者，“父亲是卢家第7个孩子，在男孩中排行第三，乡邻后多称其为‘三公’。”

　　卢家长年经营盐贸生意，在琼海购置有良田近百亩，铺面房数间，盐田10多亩，家底较为殷实。

　　卢鸿基孩童时代，经常在博鳌的海滩上嬉戏，碧蓝色的大海，熏陶了他酷爱艺术的童心。变幻莫测的海浪，孕育了他激情澎湃的情感。纯朴的民风，陶冶了他善良的性情。这些，都影响着他一生的艺术事业。

　　蒙童时期，卢鸿基进入东山小学学习。教师中既有前清的老监生，又有民国的新学生。卢鸿基的父亲特别重视子女教育，他不光出资办学，还给学校订了许多报刊，如《申报》等，使学生不仅学习传统知识，还能接受先进思想。

　　卢叶子说，“父亲15岁时，离家到琼山府城琼海中学（今海中）学习。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的文艺作品。”

　　作业翻成石膏留校保存

　　1927年春，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海南的反动势力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父亲选择到上海求学，进入了私立上海人文艺术大学西洋画系，师从关良先生。”卢叶子告诉记者，在沪学习期间，卢鸿基开始阅读研究鲁迅和冯雪峰等人翻译的文艺著作。

　　1930年春，卢鸿基转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他曾去中华艺术大学聆听鲁迅作关于《绘画杂论》的演讲，深受影响。当年秋天，卢鸿基考进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不久，加入了进步美术社团“一八艺社”。

　　卢叶子回忆，“父亲曾以‘卓群弟’为笔名，撰写《鲁迅先生谈绘画》一文，发表在杭州《之江日报》的文艺周刊。作为一八艺社的社员，父亲走上了进步的美术道路，他研究进步的文艺理论，创作上也极力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

　　之后，卢鸿基的油画《西冷印社》两幅作品参加了上海举办的“一八艺社”习作展览。这个展览得到了鲁迅的热情鼓励和高度评价。

　　在杭州学习期间，因为崇尚苏联的新写实主义艺术理念，卢鸿基向学校申请，由绘画系转到雕塑系学习。他的老师，便是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

　　因成绩突出，卢鸿基深得刘开渠的赏识，他的雕塑作品也经常被翻成石膏复制品留在学校。卢鸿基的外孙卢家荪回忆外祖父读书时的成绩，赞叹不已，“鸿基公所在学校有规定，雕塑系作业优秀的同学，可以将作业翻成石膏复制品留在学校，良好者还可以拍照存档。鸿基公的作品多有被存档保留的。”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卢鸿基极为悲痛，他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刊登在《杭报》的副刊。

　　卢叶子说，“父亲对鲁迅先生极为敬重，他不顾禁忌公开在教室里做起了鲁迅的浮雕像。他甚至还准备做一个完整的鲁迅像。为此，专门和周建人联系，并得到周的积极支持并寄赠鲁迅的两张照片。”

　　卢鸿基敬重鲁迅先生，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时常会记得鲁迅先生所说，“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他有多篇撰写研究鲁迅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文章，《纪念鲁迅先生的一点感想———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鲁迅在美术上的现实主义观点略谈》、《关于鲁迅》等。

　　撤退路上的“警报袋”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卢鸿基随杭州艺专迁往长沙。

　　卢叶子说，“在湖南，父亲和罗工柳等人经常去听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抗日演讲，有徐特立、茅盾、田汉等。尤其是徐特立，他当时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不但积极鼓励父亲等人抗日举动，还热情欢迎这些年轻人去延安工作，这无疑坚定了父亲投身抗日洪流的决心。”

　　卢家荪告诉记者，“因为计划出名为‘五月’的诗歌刊物，鸿基公拜会作家茅盾。茅盾非常喜欢鸿基公的木刻，不久，鸿基公的作品在《抗战日报》上发表。从此，他便与茅盾建立了联系。”

　　从湖南到武汉，卢鸿基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第三厅第六处（艺术宣传处）少将处长的田汉。在田汉直接安排下，卢鸿基出任了六处第三科（美术科）上尉研究员，和罗工柳一起负责木刻方面的工作。

　　卢鸿基和他的同事们，先成立了“武汉木刻人联谊会”，向全国木刻家发出公开信，提议建立全国性木刻组织。随后，“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并举办了《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展出作品两百多幅。

　　因武汉会战失利，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卢鸿基跟随三厅第一批人员，先期撤到湖南衡山，因轻装简行，为躲敌机空袭，每个人都要带一个时刻不离身的包袱，时称“警报袋”。

　　卢叶子说，“当时，父亲的‘警报袋’装的不是个人的贵重细软，而是《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的全部作品。撤退途中，他和同事丁正献为保全这些作品的安全，不走大道，专走小路，决心人亡袋存。”

　　一路上，为尽量发挥木刻的宣传作用，沿途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将作品公开展出。三厅在桂林整编，卢鸿基被安排乘坐郭沫若的专车去重庆。临行前，他将木刻展览的作品交给留在桂林的木刻家布置展出，但当天日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到展厅，全部作品无一幸存。

　　卢鸿基拼命工作，成绩卓著。1941年，中华全国美术协会主办元旦美展，他的作品《战时文化人》（雕塑）被评为十件优秀作品之一。木刻作品《朗诵诗》、《母与子》、《故乡消息》等，被介绍到苏、美、英、法等国。

　　由于操劳过度，加上“皖南事变”后心情激愤，卢鸿基肺病发作，卧床不起。

　　1945年，国内政治空气愈发恶劣，在郭沫若、冯乃超组织发动下，重庆文化界发表对时局的进言，躺在病床上的卢鸿基也愤然在进言上签名，这个文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次日，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即被解散。

　　卢家荪说，“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鸿基公也随之失业，当时生活疗养全靠党、文艺界及亲友们支持。尤其令鸿基公难以忘怀的，就是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怀。1940年，鸿基公在重庆郭沫若家中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对鸿基公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

　　曾计划为海南雕塑纪念碑

　　1946年6月，卢鸿基遵照周恩来的建议和资助，潜回海口养病。尽管病魔缠身，但作为一名文艺战士，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回到故乡后，卢鸿基病情一有好转，就在海口举办个人美术作品展览，结交了不少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

　　卢叶子说，“应朋友邀请，父亲还在当地的《和平日报》主编‘椰风’文艺副刊。通过该刊，他撰写和编发了许多抨击时政的诗文，以致遭到通缉。”

　　海南解放后，卢鸿基先后当选和出任海南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海南区各界人民会议代表、海南军政委员会建碑委员。

　　卢鸿基担任海南军政委员会建碑委员，负责修建海口和榆林两地的解放纪念碑。

　　当时，海南除卢鸿基外，还有一批水平不低的美术人才，卢家荪告诉记者，“如留学法国的符拔雄、杨炎以及在国立杭州艺专学建筑图案的李传昌等。当时的海南区党委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吴乾鹏，是国立北平艺专最早的毕业生，他在琼崖纵队担任宣传部长时就做过雕塑。此外，琼纵的副司令马白山，以及琼纵的副政委、后来任海南区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黄康，都是鸿基公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他们了解他，信任他，因此，对纪念碑的工作很支持。”

　　据卢家荪介绍，当时卢鸿基将纪念碑的设计草稿都做好了，但因种种原因，该项工作最终没有做完，卢鸿基一直觉得很遗憾。（记者 魏如松）

卢鸿基和苏军战士铜像

 

    见过大连苏军烈士纪念碑的人，一定会对那尊苏军战士铜像印象深刻。

　　纪念碑的作者就是卢鸿基。今年4月，这件里程碑式的作品，获得“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再次为雕塑家卢鸿基赢得美誉。

　　今年4月，文化部和住房建设部共同举办的“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评选揭晓。60件获奖作品中，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事件浓缩在一组组艺术高超的汉白玉浮雕中，成为新中国城市雕塑历史中的经典之作。同样，获奖作品《苏军烈士纪念碑》，将一段凝固的历史留在了国人的记忆中。

　　《苏军烈士纪念碑》的作者就是卢鸿基。

　　屹立的铜像，永恒的光荣

　　卢鸿基的孙子卢家荪，今年在北京代表外祖父领取了“新中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奖”。谈起《苏军烈士纪念碑》的创作，他说，“新中国成立后，鸿基公他们那一代的老雕塑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艺术创作中，创造了大批具有政治热情的作品，其中不乏有很高艺术性、成为那个时代坐标的代表作。”

　　1955年5月7日，新华通讯社为旅大市（现大连市）“苏军烈士纪念塔”落成发布电文：旅大市“苏军烈士纪念塔”已经在最近全部落成。这个纪念塔是旅大市人民为了永远纪念为解放东北、解放旅大而光荣牺牲的苏军将士修建的。雕塑家卢鸿基和他的七个助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塑造了苏军战士保卫和平的英雄形象。

　　卢鸿基的女儿卢叶子告诉记者：“当年，参加铜像落成典礼的有一万多人，他们有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解放军驻旅顺口的部队、旅大市的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

　　见过苏军纪念碑的人，一定会对那尊苏军战士铜像印象深刻。

　　“苏军战士铜像高5米多，头戴钢盔，双手紧握苏式转盘冲锋枪，三枚勋章佩戴在胸前，显得高大威武。”卢叶子说，1953年春，为纪念苏联红军出兵抗日的史实，国务院决定在东北大连建立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有关方面原来准备请刘开渠主持设计制作。但此时，刘开渠正忙于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无暇受领新任务。刘开渠就推荐卢鸿基去承担这项工作。

　　卢鸿基来到大连，现场考察后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广场都需要有一座纪念碑，既可以填补广场南侧的空白，又与北侧的三座建筑形成一种呼应的美学关系。

　　就这样，在斯大林广场的南侧，一座恢弘壮观的纪念塔便矗立起来。人们远远就可以看到高耸的塔身，表面结构全部是青灰色和粉红色的花岗石。塔基正面是一块黑色大理石，上面镌刻着郭沫若的题字：永恒的光荣。塔前站着一尊五米高的苏军烈士铜像，他手握冲锋枪作守卫状，高大英武。

　　坚持艺术规律，学术态度超然独立

　　在无数游人眼中，整座苏军烈士纪念碑最生动的部分，无疑就是屹立在碑前的烈士铜像。

　　卢家荪告诉记者，“这尊铜像不是想象出来的人物，而是从驻守在旅大的苏军部队里找来的战士作原型。”

　　由于思想观念不同，卢鸿基在修建纪念碑的工作中曾多次与别人发生观念上的冲突。

　　卢叶子说，“父亲曾在回忆文章中谈到，当时大连方面提出要尽快完成纪念碑的修建，而父亲则提出一系列慢工出细活的理由来反驳，要求对方放慢时限，他曾举例帝俄时代的彼得大帝骑马像，就是做了20年才完成。最终说服了对方。”

　　在艺术创作中，卢鸿基坚持艺术家的创作规律，敢于挑战行政领导的权威，在他的言语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流露出的自豪和快意，“使用模特儿（指用苏军战士为模特儿），大连方面是不同意的，甚至是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但我却非要他们接受不可，结果我胜利了。”

　　卢鸿基请苏军做模特儿的要求，经交涉，苏军的一位将军愉快答应了。卢家荪说，“挑模特儿那天，鸿基公和郭沫若都到了场，苏军的那位将军派出十来名身材挺拔、相貌英俊的苏军战士。鸿基公在队伍前走了几遍，最后停在一名苏军战士前说：‘就是他了。’”

　　在挑选使用模特儿的问题上，卢鸿基的坚持看似有些执拗，但却是一个艺术家尊重创作规律，合乎艺术要求之举。同时，也是他向传统人体观念的挑战。

　　卢鸿基曾在《美术上的现实主义:为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而作》一文中谈到，“我有一个顽固的观点，即反对在造型艺术上塑造人物用拼凑的方法，认为这样是刻画不好人物的。即一个人物只能用一个模特儿，这样刻画的人物时才有个性，才活，才能避免兄弟姐妹的出乱……认为综合的人物形象的说法，只能用于文学，不能用于美术，因为美术的形象更具体而微。”

　　卢鸿基的学生、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潘耀昌在回忆文章中曾谈到，“对雕塑创作中典型的认识，卢先生不是突出共性的一般，而是强调个性这一个。先生不像有的人那样盲目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文艺学教科书，把文学的典型理论套用到美术上，无视文学形象和美术形象的区别，而是言之有据地批评雕塑家拼凑形象的方法，尽管是一家之言，却表现出超然独立的态度，没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里程碑式作品，赢来巨大声誉

　　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春煜，曾听卢鸿基回忆当年雕塑铜像时的情景，“卢老和他的同事、学生，在广场上搭了个工棚，每次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天天如此。经过一年多的磨砺，这座纪念铜像于1955年5月才宣告落成。”

　　铜像落成后，郭沫若曾专程莅临观赏，他和卢鸿基一起摄影留念，并为烈士纪念像题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诗写到：“烈士挺身忘自我，中苏友谊永不磨。红旌到处解倒悬，万古云霄唱凯歌。”

　　《苏军烈士纪念碑》这件巨型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国内外为卢鸿基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其实，在纪念碑落成之前，它就已经投入使用。据当时《旅大人民日报》记载，1955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代表团团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率领全体慰问团成员，向苏军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圈。

　　纪念碑落成后，这里很快就成为大连这座城市的地标。

　　纪念碑的北侧是大连市政府所在地，南侧大部分是草坪和花坛，处在中间的纪念碑和铜像显得格外突出。卢家荪说，“逐渐地，纪念碑成为了情侣们约会的最佳地点。少男少女只要说到这里见面，一般不说斯大林广场，而是说铜像。铜像是最好找的地方，也是能让人们浪漫起来的地方。小伙子献给姑娘火红的玫瑰花，往往就被姑娘转手献给了铜像。”

　　生活在大连的许多人都忘不了这样一幕，“文革”中某一天，苏军烈士塔下来了一群红卫兵小将。他们中的几个人爬上铜像，用铁绳套住铜像头部，再用吊车拉，硬生生把铜像拉倒。然后把铜像的头摔碎，胸前的三枚勋章砸下……

　　1970年，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指示修复铜像。大连红旗造船厂等20多个单位立即行动起来，很快找到铜像，恢复苏军烈士塔原貌。工人师傅用5个月时间，修复了苏军烈士铜像，让他在纪念碑前重新站了起来。然而，铜像胸前的勋章只找回一枚，另外两枚早已不知下落。

　　1999年4月，经外交部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大连市委、市政府决定，将苏军烈士纪念碑迁址于旅顺苏军烈士陵园广场。

　　蜗牛爬墙，也总留点痕迹

　　1950年12月，卢鸿基接到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兼雕塑系主任刘开渠的聘请，前往杭州出任该院雕塑系教授兼院刊《美术座谈》主编。

　　卢鸿基曾在《大公报》发表过“我爱中国”一文，非常真挚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我是一名雕塑工作者，我的健康也已大都恢复，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为人们服务的！我在工作上惰工得太长久了，十年的病榻生涯，我也觉得太不应该……有些师友们希望我在雕塑艺术方面出点力，尤其在理论与历史的方面整理些遗产。这是比创作还要艰巨的工作……我们弄艺术的，看到外国人著书，尤其是艺术史，总是不谈中国的，很不舒服；他们是外国立本，自高自傲……我们应该单独整理中国艺术史，就是说，凡是叙述世界目的的艺术史中应该包括中国艺术在内的。”

　　1952年，因刘开渠院长带部分学生去北京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卢鸿基被指定为雕塑系代理系主任。卢叶子说，“上任伊始，父亲就对原有教学模式进行调整，参照苏联教学体系着手实行新的教学大纲。”

　　翌年，国务院决定在东北旅顺口（今大连市）建立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卢鸿基被定为该项目的主持负责人。

　　1955年，因为胡风事件，卢鸿基受到牵连，而被审查。

　　“父亲是勤奋的，治学是严谨的，同时也是顽强的。”卢叶子说，“解放前，受贫病交集之困，解放后，病虽好了，却又蒙政治之冤，受控几十年。父亲曾说，自1955年胡风事件后，我就抬不起头了，特别是文革以来，弄得我名誉扫地，到处受人指责。尽管如此，明知写的文章难以发表，他仍笔耕不停。”

　　在卢鸿基的《苦瓜棚札》自序中，不难体会个中滋味，“既然是臭知识分子，即使知少识浅也总算知识，要卖点知识的。于是光是下棋打扑克是不行的，还得写点东西，留点痕迹给下一辈。蜗牛爬墙，虽然辛苦，也总留点痕迹。”

　　椰姿胜过杨柳枝

　　198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海南召开，海南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春煜和卢老在会上相识。

　　那年，卢鸿基回到阔别32年的故土，其愉悦的心情难以言表。大会结束后，他应邀为家乡的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做短期讲学。王春煜回忆，“当年，卢老年事已高，但在教学上仍一丝不苟，他给学生作‘美术欣赏’讲座，除通过我了解学生程度、兴趣外，还亲自到图书馆查阅资料，认真备课。由于他满腹经纶，说话风趣，在课堂上深受学生欢迎。”

　　王春煜说，卢老在校园招待所住定后，即让我陪他到附近的母校琼海中学（今海中）看看，追寻当年的足迹。他说，那时候离开海南去大陆读书，真不容易，他自己也是很艰难走过来的。

　　卢鸿基深爱着海南这片热土，无论他走到哪里，故乡的山川、历史、风俗，都始终牵动着他的心。

　　进入晚年，卢鸿基怀旧恋乡的感情越来越如醇酒一样浓厚。他在西子湖畔曾吟唱：“椰子槟榔别有姿，胜过江南杨柳枝。”真情意切，感人肺腑。 （记者   魏如松）

夫子卢鸿基：刻画雕诗善写真

 

　　在外孙卢家荪心目中，卢鸿基更像一个吟客，“尽管，他总是对人说，我是一个雕塑家，是搞美术的，甚至他还打趣地强调：我是个捏泥巴的。”

　　对卢鸿基的诗，他的同学、美学家王朝闻曾有过评论：他的诗不见得不比他的画不重要，终有一天会有人欣赏的。

　　在人们印象中，卢鸿基是个出色的雕塑家、画家、教育家，殊不知，他还是一位诗人和艺术评论家。

　　卢鸿基的诗词作品，洋溢着对时代的激情，抒发了对祖国山河和故乡的深情，处处表现出艺术家的才华，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深厚功底和素质。

　　夫子印象

　　在卢鸿基的外孙卢家荪心目中，外祖父更像一个吟客，“尽管，他总是对人说，我是一个雕塑家，是搞美术的，甚至他还打趣地强调：我是个捏泥巴的。”

　　许多与卢鸿基初识的人，几乎都以为瘦弱的他只是一个文人。

　　卢家荪说：“一般人一听说是搞雕塑的，就总以为很强壮。的确，搞雕塑属于重体力活，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搞雕塑的粮食定量和打铁的是一样的，每月四十五斤。但鸿基公是个例外，他最早是学绘画的，后来学了雕塑。鸿基公从小养尊处优，很少锻炼，尽管个子颇高，有一米七五，但身体一直很瘦弱，用朋友的话说是弱不禁风，抗战时，他真的被飞驰的列车吹倒摔伤过，这事阳翰笙在回忆中还专门提到。”

　　总之，文弱的体态，加上说话平缓，声音小，又戴个金丝眼镜，仪容、穿着也很整洁。卢家荪回忆，“中年起，他手里还常常拿一根手杖。平时随身总喜欢带着书，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这一点，他的同学王朝闻和学生方增先印象最深，说他真的是手不释卷。总之一句话，鸿基公举止之间给人的深刻印象就是：夫子。”

　　据王朝闻所讲，卢鸿基在学校时，曾有同学们背后叫他“卢小姐”。而且，卢鸿基平时的谈吐也多是一些学术上的事，自然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老夫子。

　　名师熏陶

　　1929年，卢鸿基在国立杭州艺专学习绘画时，对文学的偏爱似乎还超越了其正业。这些，都与其学校教育有关。

　　当年，蔡元培、林风眠在创办这所学校时，就很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

　　卢家荪说，“国立杭州艺专的最初十年，是中国现代艺术教育最出色的地方，也是最出人才的地方，包括李可染、罗工柳、王朝闻、吴冠中等，还有法国艺术院院士朱德群、赵无极等。”

　　当时，杭州艺专学生的思想很活跃，探索精神很强。卢家荪告诉记者，“实际负责杭州艺专教学工作的教务长林文铮是巴黎大学美术史系毕业的，法国的美术史系是放在文学院的，这点很重要。因此，杭州艺专很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当初在杭州艺专任国文教授和文艺导师的是一批很有影响的作家，如孙福熙、张天翼、郁达夫、钟敬文等。”

　　卢鸿基和郁达夫的关系不一般，他少年时就喜欢创造社的作家，在杭州能直接受到郁达夫的亲炙，当然觉得非常幸运。

　　此外，卢鸿基在学校时就参加或组织过一些文艺社团。卢鸿基在学校不仅自己写诗，也发动其他人写诗，以诗会友，他和同学一起曾创办“草原”文艺社，他还为《杭报》主编过“艺文”副刊，卢家荪说，“七·七事变后，鸿基公随学校内迁到湖南，曾与一些诗人组织诗社，在画笔之外，又多了一支诗笔参加抗战。

　　“余事做诗人”

　　著名杂文家何满子很早就与卢鸿基相识，但彼此倾心相与，却跟合作旧体诗词密切相关。

　　卢鸿基常说他是“余事做诗人”，是在美术、文艺理论之余的遣兴行为。何满子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有一点我们俩是相同，即绝不多消耗脑细胞，辛辛苦苦地去搜词觅句，做‘吟安一个字，捻断几茎须’的苦事，也就是说，兴会所至，就信心吟出，管他像不像。”

　　在何满子看来，卢鸿基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真率自然，毫不做作，“他的诗大多是即兴吟成，以手写口，对句好句劣，不大计较。”

　　卢鸿基也常说，凡艺术都如布封所言“风格即人”，最大的本领也掩盖不了作者本人的弱点，如是弱点，就让他自然暴露为好。

　　卢鸿基在论述绘画时也认为，画面上到处露出技巧痕迹来的是最不技巧。

　　一次，卢鸿基在浙江美院寓所谈论诗歌，给何满子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做诗无非是有节律声韵的讲话，口才好的说得漂亮动人，口才差的讲不大圆。但不论讲的好坏，旁人能懂，肯听，但如果是花言巧语，听的人就要讨厌了。”

　　我们读卢鸿基的诗，基本上能看到他自然而少矫饰的信念，能从他的诗歌中印证他的写作志趣。

　　1982年，卢鸿基曾念给何满子一首诗，“岱宗犹视众山小，华夏以非大国尊”一句令何满子反复吟味，“这一联正是抗战前叹息日寇侵凌中国的感情发泄，诗句悲愤而又壮美。”   

　　“不能高歌，定会低吟”

　　卢鸿基擅长旧体诗词的创作，自然与他成长的年代和经历有关。大量的旧体诗词，也反映了他在传统文化，特别是诗、词、曲、赋等方面的深厚功力。

　　卢家荪说，“鸿基公在浙江美院任教时，除教授雕塑，主编院刊，开讲‘艺术概论’外，还曾一度兼授全院的古代文学课。而且可以讲得很不费力，也用不着带书本。”

　　古人说“诗穷而后工”，卢鸿基应该合乎这种情况。卢家荪说，“鸿基公一生坎坷，早年因国难，颠沛流离，不得安身。尤其1940年代，他重病一场，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卧床不起，不能工作，只能读读书，他回忆说，当时朋友们知道他病后都去慰问他，其中贺绿汀还劝他读些旧诗词以遣愁闷，鸿基公听了觉得不错，故那时他读了不少的诗词。”

　　卢鸿基对训诂一直很有兴趣。他去世后，美术史家王伯敏回忆说，“卢鸿基先生治学是很严谨的，哪怕是一个字，他都要挖根到底。如‘  ’字，音块，为了这个字，他在一朋友处查得忘了上午还是下午，竟把上火车的时间也误了，后来他对我说，对于这个字，他一生忘不了。读书，就应该有这个韧劲，这一点，我对卢先生是很钦佩的。”

　　1960年代，卢鸿基从雕塑系被调到了理论教研室教古代文学，名义上说是发挥他在文史上的长处，实际上是剥夺他搞专业的权利。但他随遇而安，利用备课又钻研起了音韵，他当时发现海南话中保存了不少古音，便随手记了一些心得，老友洪毅然看到了，觉得有意义，鼓励他写成著作，于是他花了十几年时间陆续完成了《海南方言录》，可惜，因为有不少生僻字无法刊印。

　　除了文字，对一些文史典故，卢鸿基也是要弄得很清楚，这对他后来的诗词用典帮助很大。卢家荪说：“鸿基公学识渊博，平日博览群书，见识很多，一些他的同事在美术史研究中，碰到有些冷僻的问题，查阅古籍不便，就常常请教于他，他每次都能指教。所以说，鸿基公为诗词是下了苦功的。”

　　解放后，卢鸿基一直为政治运动所困，不能正常工作，但他也不是容易消沉的人，正如他在《回忆雪峰同志》一文中写到的那样：“他不能高歌，但他，定会低吟。”

　　“因为诗词的曲折和隐晦的笔法，能让他将胸中的块垒一吐为快。这期间，也是他和一些诗友交往较多的时候。”卢家荪回忆，“文艺理论家蔡仪先生曾说，‘寄来的那些诗作，没有想到你对于旧体诗的造诣这么深厚。你的雕塑，你的绘画及艺术理论的修养，是我早知道的，也想象得到的。而对于旧体诗作的谙练如此，却是我没有想到的。’鸿基公的同学王朝闻在给家母信中写道：‘他的诗不见得不比他的画不重要，终有一天会有人欣赏的。’”（记者 魏如松 本版图片由卢家荪提供）

　　卢鸿基年谱

　　1910年7月5日，卢鸿基出生于琼海市博鳌镇排园村。

　　1925年，卢鸿基离家到琼山府城私立琼海中学（今海口市海南中学）学习。

　　1929年，19岁的卢鸿基赴上海求学，入私立上海人文艺术大学西洋画系。

　　1930年，经介绍，用“狄人发”的化名加入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群众组织。

　　1938年，随杭州艺专迁往长沙，后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六处第三科上尉研究员。

　　1941年，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开幕，卢鸿基作品“战时文化人”入选，并获“青年作家奖”；

　　1946年，回海南老家休养，在《和平日报》主编“椰风”副刊。

　　1950年，应聘前往杭州，出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雕塑系教授。

　　1953年，在大连主持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雕塑。

　　1955年，因胡风案，身受牵连。

　　1985年，卢鸿基病逝。（魏辑）

责任编辑：吴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