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南海“天书” 读不尽，我们的更路簿

《更路簿》动画片场景。

罗盘陪伴许多老船长行船南海。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更路簿》可待挖掘的价值还很多。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我们最早是在整理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时，逐渐开始了解并研究《更路簿》的。”提及与《更路簿》的缘分，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坦言，较早一批《更路簿》研究者大多是从地名学、历史学的角度去解读。

　　11月19日，在“更路簿”暨第二届海洋文化研讨会上，当看到一些学者开始从航海史学、国际法、人文传播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研读《更路簿》时，一些老学者耳目一新，与会的台湾学者也不禁感慨——“没想到对《更路簿》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如此程度。”

　　论剑博鳌 学者百家争鸣各显神通

　　关于《更路簿》的定义，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便各有说法，诸如南海渔民的“指南针”“护身符”“航行指南”“航海手册”“航海日志”“南海百科全书”“南海天书”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11月19日，省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共聚博鳌潭门小镇，一起从各自研究领域探讨如何理解《更路簿》。除了常见的历史学角度，地理学家探讨了古代南海地图的价值和意义，探讨了南海的季风和海流规律；宗教学专家探讨了古代的南海海神信仰文化，如108兄弟公信仰、泉州通远王信仰等；信息和新闻专业的专家探讨了《更路簿》的数字化应用和南海海洋文化媒介传播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们探讨了海南临高古代造船技艺、《更路簿》的保护与传承、疍家民俗文化；学者郑庆杨和杨卫平还从海南方言的视角探讨了海南渔民对于南海岛礁的命名来历等。

　　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更路簿“是海南岛渔民在西南沙群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这一观点。既是航海指南，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孙光圻便从航海史学角度，分析海南《更路簿》的定位、内涵和外延以及研究方略。在他看来，《更路簿》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古代航路指南，南海《更路簿》就是古代南海航行的《航路指南》。孙光圻认为从学科序列角度来讲，它首先应属于交通运输学的航海学范畴。他建议将《更路簿》定位在航海学范畴，却也认可《更路簿》的外延广泛，能与经济学、政治学、海洋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紧密相联。

　　而当大家看到海南大学教授张军军设计的《更路簿》动画片人设与场景时，一瞬间便能感受到多学科多角度研究《更路簿》的时代已然到来。

　　哩哩美民歌、疍家咸水歌、渔女的传统服装……海南渔民长期以海为生，形成赶海节、开渔节等独特的民俗活动，这不仅构成海南岛上一条独特的民俗文化风景线，从影视传播学的角度，还可以将这些文化资源深挖、整理、记录、研究、传承，进行数字化集群建设。

　　张军军称，以“海南渔民文化”作为创作脉络，建立“海南渔民文化多媒体资源库”，可将以《更路簿》为主题的动画片等研究成果上传至互联网，不仅方便读者观看和阅读，还能加快更路簿文化的国际性传播。

　　开拓创新 不忘总结前人研究成果

　　虽然《更路簿》研究已成“显学”，但作为国内较早一批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国强认为，想要深度解读《更路簿》，不仅仅在于角度多样，更需注重深度。

　　他直言，从上世纪70年代《更路簿》手抄本被呈现于世至今，学术界的研究已经走过40多个年头，学界不能为了迎合热点，就做一些低水平重复的研究工作。

　　对于《更路簿》的研究，国内早有学者，如韩振华、刘南威、曾昭璇等老先生，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我们现在老谈新成果，难道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都研究透了吗？”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韩振华等学者早已提出“《水路簿》不但是一部渔业生产用的航海针经书，还是一部关于西、南沙群岛的专门性著作”等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各种抄本的《更路簿》所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是海南岛渔民祖辈在西南沙群岛等地通过航行实践，遗留下来的经验总结。

　　曾昭璇还将《更路簿》分为渔民《更路簿》和航海《更路簿》两种，认为他所见11种《更路簿》皆为清代渔民《更路簿》，还明确指出，“渔民《更路簿》和航海《更路簿》有明显不同。渔民本是只抄下本船需要的海洋知识（如潮汐）和更路，而不是整本抄录，如牵星、山屿、港口、水深等。”

　　“现在许多所谓的创新，其实都是过去的‘老成果’。”李国强认为做学问还是要甘于坐冷板凳，必须从理论研究本身出发，遵循学术规律、潜心开展研究、实事求是地发表观点。在他看来，《更路簿》植根于南海、依托于南海，几乎没有哪一种历史现象与南海联系得如此紧密。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缺失《更路簿》，南海海洋文化将是不完整的。”李国强将《更路簿》视为南海海洋文化中最为华丽的篇章，并展望道：“在下一步的研究中，相关专家学者不妨将视线放低、放宽、放远，勇于开拓、创新思路，把《更路簿》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不断结出丰硕成果。”

　　恰逢其时 海南学者述学立著担重任

　　研讨会上，以李国强为代表的专家指出：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对《更路簿》的认识水平还不高，许多深层次问题还亟待破解，《更路簿》的潜在学术价值和在维护我南海海洋权益中的功能性作用，还需要不断挖掘、不断提升。

　　研讨会上，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周运中首次公布一些新史料，帮助我们确凿无疑地证明古代中国人是南海诸岛的唯一主人，最迟在清代就有中国人每年定期到南海诸岛从事捕鱼、养鸡、种薯、建庙等活动；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秋云等则通过对《更路簿》的介绍，进而将《更路簿》体现的南海渔业行为习惯、历史和渔业权形成史演进过程进行描述，从而在逻辑上论证《更路簿》对历史性捕鱼权的证成，以期渔民渔业权保护提供理论上和法律上的支持。

　　与会专家认为，《更路簿》作为我国南海历史证据链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实物证据，研究方向应为维护国家应有之权益的志向而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更路簿》研究方兴未艾之际，海南大学率先成立《更路簿》研究中心，并牵头组织本次研讨会，可谓恰逢其时。“中心的成立合乎《更路簿》研究特有的学术规律，顺应南海问题理论研究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适应我国南海维权的总体要求和方向，也体现出海南大学责无旁贷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李国强说，中国边疆研究所将进一步加强与海南大学《更路簿》研究中心的良好协作关系，加大合作与交流力度，并以此为契机，不断深化与海南专家学者的协同和协作。（记者 徐晗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