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办报

1949年3月25日，《新民主报》对春季攻势的报道：“西区我军解放儋县县城”。

1948年9月，琼崖纵队政治部出版的《建军报》创刊号。

1949年6月10日，琼崖西区地委机关报《先锋报》对琼纵“向崖城推进”的报道。

本版照片选自《琼岛丰碑》  

　　 琼纵老战士、老报人李英敏，从1940年到海南岛解放，先后主编过《抗日新闻》、《新文昌报》、《新琼崖报》、《新民主报》等，亲历和见证了战争年代琼崖党组织千辛万苦却始终斗志昂扬的办报历程。值纪念琼崖报业百年之际，海南周刊特别刊发原载于1987年《星火燎原》第三期（解放军出版社）李英敏撰写的《敌后办报》一文，再现当年敌后办报的艰辛，以飨读者。 

　　在海南岛的敌后游击战争中，我参与办过四种报纸。虽然这都是些油印小报，但它们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940年8月，广东省委派我带几个同志，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从大陆到海南参加敌后游击斗争。

　　到达美合根据地的当天下午，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人从交通员陈大贵手里接过省委的介绍信，便把我们领到特委驻地。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欧昭汉同志。住了两天，欧昭汉同志跟我们谈工作。我们四个人当中，老陈、小张和小利被派到部队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特委，说让我编个报纸。

　　《抗日新闻》： 

　　琼崖唯一的敌后报纸

　　《抗日新闻》是当时琼崖唯一的敌后报纸，我接手时已经办了好几个月了。最初的时候，仅刊登一些新华社、中央社的电讯和我们的胜利捷报，以后有了专门收听新华社的新闻电台，报纸的形式和内容便有了很大的改进。我到任时，可以说是已初具规模了。

　　《抗日新闻》是一张八开四版的油印报。每三天出一期，印数在1000至1500份之间，有重要新闻、文章时便增印到两千份左右。主要发行到地方党支部，部队连队和乡一级民主政权、群众团体，是党员、干部和部队指战员学习的主要材料和向群众宣传教育的资料。这张小小的油印报在琼(山)文(昌)老区很有点名气，在游击区群众的心目中也占有相当份量。

　　报纸的创办人是林李明和黄魂同志，陈健和李雨枫同志也主持过。我接手时，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的印刷和发行工作。我过去接触过的报纸都是铅印的，虽然技术不很先进，但比油印还是要优越多了。编辑把稿件编排好，交到印刷厂就完事。主编也不过是审阅签发重要稿件和看看大样。而我们的油印报，编辑(包括主编)从编写稿件直到校对、印刷和发行，几乎要参加全过程，这样做，我不但不感到麻烦和辛苦，反而觉得很有意义、很有趣。

　　说辛苦，最辛苦的是誊写和印刷人员。刻写的是他们，校对是他们，印刷和发行的还是他们。我深深地怀念吴炬、杨英夫妇。吴炬同志是刻腊纸的，也是印刷所负责人，杨英同志负责印刷。他俩都有高超的技术和冲天的干劲。吴炬同志刻的腊纸，字体非常整齐美观，排版又十分讲究，乍一看，就像铅印的一样。尤其是他刻的一张腊纸能印一两千份。吴炬同志年纪比我们大，一条腿又残废，在战争年代流动性很强的印刷所工作，艰难程度是不难想象的。杨英同志印刷技术好，责任心极强。一张腊纸偶尔印不到定数，尽管不是她印的，她也会急得直掉眼泪。除了工作以外，她还得照顾吴炬同志。我们这些人有了病，也少不了她来照看。我们这个印刷所先后调来了不少刻字和印刷的同志，有不少人都是吴炬、杨英手把手教出来的。他们是真正的办报者，是我们的开路人。

　　当时，在编辑部工作的还有陈说、周朝博两位青年同志。周旦和朱旦也经常协助我们工作。陈说同志负责编写地方和部队新闻，周朝博负责编电讯，他们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党员，工作积极、踏实、负责。我们几个人合作得很好。

　　当时没有邮局，我们的每一份报纸都是靠交通员递送的。有的人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直接领导我们的是黄魂和陈健同志。黄魂同志是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陈健同志是省委派来的，他抓党内教育，也管党报的工作。他对我的帮助最大。

　　冯白驹和林李明两位领导同志也常抽空为我们写稿。冯白驹同志写得一手漂亮文章，很有号召力。林树兰、符荣鼎、王雁秋等同志也经常写稿，吴乾鹏和周旦同志还为报纸画插图。在地方领导同志当中，肖焕辉同志是提供新闻最多的一个。

　　在美合根据地的四个多月里，因为环境稳定，物资充足，工作起来很顺手。当时，纸张、腊纸和油墨都是华侨捐助的。

　　1940年12月中旬，美合事变发生，报社的物资损失殆尽，周旦、朱旦先后牺牲。报社随特委机关撤出美合根据地，渡过了一段很艰难的生活。事变时，我只穿着一套布便服，林李明同志把他的一套法兰绒西服送给了我。特委对我们很爱护很照顾，所以，虽然经历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但是，从编辑部到印刷所，主要骨干都保存下来了。

　　1941年2月，报社随特委回到琼山老区。这时，陈健同志任宣传部长，我和雨枫同志负责宣传、教育工作。我仍管主编党报。陈健同志提出“通俗化、大众化”的办报方针，并以“赵千山”的笔名写了很多短小通俗的文章，很受欢迎。这时，我已懂得好些海南话，对老百姓的语言、山歌、戏曲、故事掌握了不少，写的文章不再是那么干巴巴的了。除了报纸以外，我们还办了一个通俗半月刊，印一些歌曲和漫画，流传颇广。

　　自从回到琼山老区以后，战斗频繁，生活很不安定。因此，除了编辑部几位同志留在特委机关外，印刷所和一些发行人员都分散住在各个村子里。即使这样，也常常遭到日伪军袭击。这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纸张和印油、腊纸，要靠群众一点一点地买来。白纸的需要量大，一下买多了，敌人要注意，只好从多种门路、多条渠道去想办法。我们十分珍惜每一张稿纸、每一页腊纸、每一点油墨。刻字员把钢板、铁笔、腊纸随时带在身上，印字员把油墨、胶棍和白纸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1942年年初，在一次激战中，我们的电台失掉了，与党中央的联络从此中断。幸亏部队在袭击敌人的一个情报站时，又缴获了一部收报机。我们就靠它收听新华社的电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春天。

　　侨乡办《新文昌报》

　　1941年8月，特委曾派我到文昌游击区去帮助办一份县级报纸。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是海南敌后的第一个县级政权。这个县是华侨之乡，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办好一份报纸，意义是很大的。

　　我来到这里后，就和归国的华侨们打交道。文昌县在海外谋生的有数十万人，这里所有的人几乎都有“海外关系”。我们这个《新文昌报》的行政领导、编辑、刻字员、印刷员、交通员，有些是归国华侨，有些是华侨眷属，这对办好报纸，为侨乡人民群众服务，有许多便利的条件。

　　侨乡的群众见多识广，对国事甚为关心。这里几乎每个大村子都有一所小学，群众的文化程度相对来说都比较高。对我们的报纸，他们一个字都不放过。有意思的是，在宝芳、东阁、头苑一带，有些人听说上面派了个“秀才”为他们办报，特意跑十来公里路请我喝咖啡或谈天。这其中有党员，也有党外人士。我原来用“英敏”这个名字发表文章，久而久之，我的真名反而被人们忘掉了。

　　有一次，我们住在抱芳的一个村庄里，房东老太太待我像亲生儿子一样。我临走时，她送给我一支簇新的派克金笔，深情地说：“哥呀哥，侬是读书写文章的，这支‘南洋笔”，阿婆交侬带着用。”文东北的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关怀爱护，真是一言难尽。我在这里的地方党组织和老百姓的照顾掩护下，曾经两次死里逃生。

　　《新文昌报》办起来不算很顺手。两个青年编辑，热情有余，经验不足。不知他们从哪里学来一套党八股，写的文章多是长篇大论，题目大得吓人。要他们编些动人的新闻和通俗文章，他们就不高兴，认为是瞧不起他们。我只好带个头，从我做起。另外，这里的印刷条件差，县委、县政府又逐步给我们调来了一些人。林诚、祝新、春兰、陈民等都是在工作中逐渐锻炼出来的。

　　我在文东北协助县委办了三个多月《新文昌报》，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

　　《新民主报》：迎来海南解放

　　1942年春，我回到特委。不久，冯白驹同志又让我去主编《新琼崖报》。这是琼崖抗日民主政府的机关报，大部分编辑、印刷人员是从《新文昌报》调来的，还有从香港回来的蔡磊、冯韦夫妇。

　　1942年6月，我被派到军队工作，后来又到政府工作，一时停止了敌后报人的生活。部队当时连一本文化课本也没有。我认为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工作，便和郑放同志着手编一套识字课本，编进了一些当地的歌谣、顺口溜、琼剧唱段。这些内容易记易学，战士们很感兴趣。我们还编了历史、地理、自然常识课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又编了一本《中国革命史》和一本《新党员必读》，这对于当时的部队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起了一些作用。

　　1946年2月，我又回到特委负责党报工作。这时，我原来的老上级、老战友差不多都不在了。黄魂同志已牺牲，陈健、雨枫夫妇已调走，朝博、如梅以及吴炬夫妇已先后去世，陈说也已调到琼山，我成了“元老”。我不乐意再干，冯白驹同志把我狠狠地剋了一顿。

　　那时，自卫战争打得非常激烈，特委让我们带宣传部、报社、电台全部人马，从澄迈山区回到琼山继续办报，报纸改名为《新民主报》。琼山县负责人是我的老战友陈说同志。他安排很周到。当时，琼山县表面上看很安静，谁知住下来还不到半个月，我们就在新马海边的红树林里被敌人包围。敌人几乎天天搜山捉人。我们印刷所的同志英勇抵抗，但大部分都落入敌手。幸亏县委一位姓冯的同志为我领路，我才得以突围。后来，我带着这支小队伍在文昌东北部找到符思之和吴乾鹏同志。他们热情地帮助我，让我们到昌洒海边去休整。

　　我身边只有警卫人员和几个搞印刷的女同志。不久，县委给我调来陈梧琴、邢诒才等同志，接着，陈实同志从雷州半岛回来找到了我，电台老符他们也带着电台来找我。等我们重回特委时，又是一支颇为可观的队伍了。

　　1946年冬，特委要我带队到五指山。从此以后，形势越来越好，我们有了一个办报的安定环境。区党委又先后调来陈克攻、陈实，陈代轮、周珠江、林金光、张创、王海萍等同志。后来，我们有了两个电台，一个是新闻收报台，一个是新华社海南分社收发台。我虽然担任宣传部长兼报社社长，新华分社社长，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报纸上。报社的编辑工作由陈实负责。报纸还是油印的，但出得很经常，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我们一直驻在毛栈、毛贵一带，直至海南岛全部解放。 （文\李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