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海南岛

20世纪初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们在海口合影。图片由辛世彪提供

1928年，萨维纳神父（前三排左五）和邓思永少校与岭门的天主教徒合影。

定安仙沟天主教神父楼，曾经独冠一时。

　　从1630年代耶稣会正式在海南设立教会算起，基督教进入海南岛已经有380年历史了。海南的基督教主要来自两大支派：一是法国天主教，二是美国长老会。海南大学辛世彪教授对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做了深入的考察，披露诸多极有价值的材料，敬请关注。

　　西方传教士进入海南岛

　　天主教在明末进入海南岛，与中国内地同步。16-17世纪，天主教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相继进入远东及我国。1552年，耶稣会士沙勿略踏上广东台山县上川岛，卒葬于此，他是明末第一个来华传教士。此后，罗明坚、利玛窦、庞迪我、金尼阁、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纷纷进入中国内地。1630年代，海南定安籍官员、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与利玛窦相友善，其子王汝龙受洗归主，教名保禄（保罗），并从澳门请来耶稣会士马多禄、丘良禀，在定安仙沟设点传教。继任者林本笃（麦脱司）神父率领陆安德、卜弥格及努若翰等神父在琼州府城及定安建立了几家教会。再后，利玛弟、穆尼阁、王若翰、傅沧溟、聂仲迁、瞿笃德等神父，将传教区从琼山、定安两地扩展到临高，信众不少。

　　19世纪中叶以后，法国靠着保教权，取代了葡萄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巴黎外方传教会主管两广及云贵川一带的教务，海南岛从此成为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区。1849年，外方传教会差派马逸飞神父进入海南。次年，他在今琼中岭门、文昌昌造建立了教会。马逸飞死后，外方传教会又派沙格神父等人来海南，沙格本人住在今琼山县灵山镇的福同村。20世纪初，海南岛教务转由法国双圣心会主持，天主教大加发展，在海口、府城、文昌、定安、琼海、临高等地拥有多间教堂，并有医院、学校、修院、孤儿院等设施。

　　第一个进入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于1807年到广州。他翻译了《圣经》，编纂了《英华字典》，开办了新式学校和印刷所。此后英美传教士相继来华，到19世纪末，英美圣公会、浸礼会、长老会、宣道会等差会的在华传教士已达1500人，英国人居其半，美国人占四成，涌现出不少知名的学者型传教士和教育家，如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理雅各、艾约瑟、狄考文、卜舫济、巴哈、嘉约翰、司徒雷登等。

　　基督教长老会进入海南岛是在1880年代，与美国教会进入中国时间相当。丹麦人冶基善在任粤海军舰长时来过海南岛，他在广州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医生那里信了主，学了医术，然后辞职来海南，用自己的积蓄做不受教会供养的独立传道人，成为在海南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1882年秋冬之际，冶基善和长老会传教士香便文对海南岛做了为期45天的徒步考察，此后长老会派遣康兴利医生和纪路文牧师协助冶基善，再后来长老会的海南差会发展壮大，在琼山府城、儋州那大和琼海嘉积建有三个传教中心，每一个中心都建有教堂、医院和学校，势力及影响超过天主教。

　　艰苦的传教士生活

　　有学者说：“在近代来华的西方人中，传教士是一个刚毅力行的群类。与谋逐一己之利的商人相比，他们的执意进取来自于内心的信仰。”传教士常常是孤身一人到穷乡僻壤，穿当地人的衣服，吃当地人的饭，学习当地人的话，面对人们的误解、偏见，一住就是几十年。如果没信信仰，在这样孤独中恒久忍耐下去是不可能的。

　　185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派到海南的第一个传教士，年轻的马逸飞，在给父母的信中对他在中国的生活充满喜乐，对未来的事业充满信心。他说：“没有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了，我希望能培养勇气。越是危险，我对他的大能越有信心，他是传教士的父；对无瑕疵的圣母玛利亚的庇护也更有信心，她把我从我的祖国拉出来，来到地极。不要为我担心，请为我祈祷，上帝的手搀拉着我，他知道一切，如果他愿意，会救我脱离一切的危险。”同年马逸飞被捕，遭受毒打，释放后不久即死去。在死亡的床上，基督徒们问他有无难过，他说：“没有，我不难过，难过的只是没有做更多的工荣耀主名。”

　　1868年春，英国外交官兼博物学家郇和（史温侯）在琼山县灵山市的福同村见到天主教会在海南的领袖沙格神父（吴神父），当时沙格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过着一种近乎潦倒的简朴生活，郇和对他放弃舒适的文明生活来这里传教，感触很深。

　　传教士与海南社会的融合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播一种与本土完全不同的信仰，一开始往往被当成异类，几乎没有人理解，更鲜有支持者，一旦发生全国性的教案，他们难免受攻击。他们要吸引人，首先要靠个人的学识素养和人格魅力。

　　1591年定安籍官员王弘诲在广东韶州遇到利玛窦，对他的宽容精神和渊博学识佩服不已，与之结为莫逆，把他引荐到京城。事实上，来华传教士有很多饱学之士，他们精通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也颇有研究，也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参与中国建设与社会改良，不少人不仅受下层百姓爱戴，也与士绅阶层相友善。

　　传教士在海南岛所做的工作与内地一样，首先学习当地的语言，然后从医疗和教育入手，或在灾难时期参与救人，取得当地百姓信任，进而宣扬宗教思想。

　　马逸飞以融入当地人中传扬福音为荣，至死不悔。冶基善一到海南，就利用自己所学的医疗技术治病救人，他每天要诊治100多人，几乎分身无术，到第二年陪同香便文徒步海南时，冶基善已经是岛上闻名的医生了。他们经过临高、儋州时，到处是闻风而来的病人，他们连送带卖的福音小册子，也成为抢手货。在黎区考察时，他们与当地人民同吃同住，治病救人，乐在其中，也到处受欢迎。孟言嘉1915年来海南岛传教，1942年被日本占领军遣返回国，在海南岛传教和服务27年。她一直担任嘉积的基督教长老会女子学校校长，并兼任教会秘书，负责财务、外联等工作，因其聪慧、勤奋而在教会里有很高的声誉，是长老会“中国大会”6名女性成员之一。孟言嘉一到海南就拼命学汉字、学海南话，不久就能跟当地人对话。定安仙沟的法国神父，日据时期救了好些人，不少人因此信主。

　　传教士的基本职责是传播宗教教义，但各教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非宗教性的知识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历来与开启民智，治病救人相联系。

　　基督教长老会在海南岛开办的医院，是海南现代医学之始，不仅诊治了很多病人，也培养了不少医疗人才。在此之前海南岛只有私家中医，并无正规医院。海南的第一所麻风病院，也是在石鼎业牧师等教会人士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海南天主教会也设有医院、学校、孤儿院、育婴堂等。教会开办的各类学校，教授数理化、外语和体育，是海南现代教育之始，与传统私塾迥然不同。教会学校传播新知识，更传播新思想、新观念，鼓吹社会改良，开办社会赈济，反对贩卖鸦片，倡导妇女权益，对社会影响很大。传教士也资助了不少贫民子弟到内地、甚至到国外留学，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精英人才。

　　教会所建的教堂、学校和医院，在当时都是海南岛最好的建筑，这些钱都是传教士回国休假期间巡回募捐得来。这些建筑有的是西方风格，有的是中西合璧式，也为海南岛风格单一的建筑带来了新的元素。定安深水田天主堂建于1892年，至今保留完好，很有气势。定安仙沟的神父楼，虽因失修破败，仍可看到当年的气象，可以想象当年教堂规模应该不小。（特约撰稿  辛世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