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衍林：赴南洋当“乞丐” 讨大钱办大事

钟衍林后人在衍林堂前合影。

海南中学衍林堂。

钟衍林（前排右六）与琼海中学第二十届毕业生合影。

　　钟衍林办校生涯创下诸多海南第一：领首创立海南第一所私立中学；第一个率先在琼海中学倡建童子军；创设了海南第一所幼儿园；第一个开创募款兴学之人；第一次在海南尝试工读制度；在琼海中学附属小学设立免费学额，属海南教育史上的第一次。

　　钟衍林曾经7次远赴南洋筹集办学经费。在南洋募捐时，白天钟衍林经常西装革履，头戴法国帽，拄着手杖，彬彬有礼地向华侨细细解释募捐办学的原因、意义。晚上，他总是腋下夹着一张草席，到菜市场与当地伙计们睡猪肉摊。

　　钟衍林25岁便成为一校之长，并在后来的28年中创造出了海南教育史上的诸多先例。此生为教育，这位海南著名的教育家却也因了教育守着一世清贫，吃尽苦头，饱受磨难。

　　七赴南洋筹款兴学

　　创立学校，对25岁的钟衍林来说，仅凭教育救国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摆在这位年轻校长面前的是缺乏办学资金的困境。

　　琼海中学创办的第一个学期，经费严重不足，全体教职员工中除一名报时的工友每月领薪金外，其他员工包括校长钟衍林都不领薪金。他们依然是省立六师的教员，奔波于两所学校，领着六师的一份薪金，养家糊口。

　　要把学校办下去，唯一的方法，就是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向社会募捐，集资兴学。

　　对于钟衍林曾经7次远赴南洋筹集办学经费的事情，他的子女们后来从校友口中才得知。

　　“爸爸刚到南洋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认识，一开始要靠做苦力来赚取生活费。”钟衍林的第六个女儿钟秀清说，父亲初到南洋时，由于华侨对父亲及琼海中学并不熟悉，所以对于捐款事宜多少有些戒心。经过父亲三番五次地上门与他们交流、沟通后，才逐渐取得华侨们的信任。“人家都说我爸爸是‘大种乞丐’，专门讨大钱办大事的。”钟秀清打趣道。

　　据说，在南洋募捐时，钟衍林一直努力塑造为人师表的形象，以获得华侨的信赖。他经常西装革履，头戴法国帽，拄着手杖，说起话来满是文昌人特有的礼节。这个既有西洋人的彬彬有礼，又有中国人的满腹经纶的文化人逐渐取得了华侨的认可。

　　在南洋，钟衍林的足迹遍布星洲、吉隆坡、马六甲等，也深入矿区、胶园如林明、山打根等。他不但一一拜会海南帮会的会长，会馆的理事长、理事等在当地华侨中有威望的人士，也拜访很多小店主、矿工和胶工。

　　为了节省开支，钟衍林在南洋的日子里从不住旅店，不在饭馆吃饭。钟秀清说，到了晚上，父亲总是腋下夹着一张草席，到菜市场与当地伙计们睡猪肉摊。

　　钟衍林赴南洋募捐，费用都是自掏腰包，从未从捐款中报销一分钱。而对于募捐得来的善款，他也一一登记在簿，并公布于众，所有善款用途都一一明示。“过去华侨们从国外汇款回来，进行兑换后多出的余款爸爸都会给他们汇回去，从不多收一分。”钟衍林的儿子钟前龙说。

　　教育子女勤俭持家学会自立

　　钟前龙眼中的父亲十分注重仪表，每每出门，必定穿戴整洁，手拿拐杖。但谁又知道，钟衍林的衣柜中，只有两三套像样的衣服。

　　这位掌握着大量资金的校长一生都过着清贫的生活。“爸爸可算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钟前龙说，过去他们一家人在海口租住了一间大概只有20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八个兄弟姐妹和父母挤在这小屋之中。所幸兄弟姐妹之间年纪相差较大，大一些的孩子平日住在学校，这才减轻了这间小屋的些许负担。

　　“爸爸总是要求我们勤俭持家，他总说，等他老了以后到我们家，只要有地瓜粥招待他就满足了。”钟前龙笑着说。

　　钟衍林的大儿媳汪惠玲回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公公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后，当时的有关部门将公公租住的房子抄了个底朝天。“他们以为公公是个大校长，家里一定有值钱的东西，谁知翻了半天，什么都找不到。”

　　也许正是知道自己无法给子女留下物质遗产，钟衍林非常强调子女们要学会自立自强。“爸爸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小时候他就总跟我们说要好好学习，自立自强。”钟秀清如此回忆父亲。

　　由于工作忙，钟衍林平日都住在位于府城的学校，唯有周日才能与家人团聚。“我们那时候就盼着爸爸能够快点回来，和我们说说话。”钟前龙笑着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爸爸回来，家里伙食会改善一些。”

　　在钟衍林子女的记忆里，最美好的莫过于家中开音乐会的场景。“爸爸是个很乐观的人，他喜欢让我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很开心。”钟秀清说，那时候大哥二哥拉琴，孩子们就一起唱起父亲填词，大哥谱曲的《家庭乐》。

　　“天上神仙府，地下家庭好。家庭之乐乐如何？生命安乐窝。”提及此歌，77岁的钟秀清哼了起来，一旁的弟弟钟前龙和小妹钟秀萍也一起轻声唱和，就如当初年幼时一般。“我们每次想爸爸妈妈了，就会唱这首歌。”哼罢歌曲，钟秀清面带微笑，当年那家庭温馨和乐的场面随着歌声再次重现。

　　如今，钟衍林的八个子女中尚有四位健在，即便大家年事渐高，却依然保持着经常聚会的习惯。“爸爸时常教育我们要爱家，一家人要团结互助。”钟秀萍是钟衍林最小的女儿。她说，身边的人都非常羡慕自己拥有如此团结和睦的大家族。

　　一生屡遭劫难

　　虽身为教育家，主张教育不应陷入政治漩涡，但钟衍林一生却屡遭政治带来的劫难。

　　1926年，正当钟衍林把琼海中学建成初具规模，准备大范围建设的时候，一股政治旋风向他突然袭来。这便是当时的“择师运动”。

　　“择师运动”的导火索，是琼海中学开除两名违反校规的学生。开除破坏学校正常秩序的学生，这本是平常之事，却被有心人加以利用，掀起了“择师运动”，将矛头直接指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择师运动”从琼海中学开始，波及全海南。在琼海中学，运动的矛头直指校长钟衍林。对此，钟衍林顾全大局，最终撤销对两位学生开除学籍的决定。这才让这场风波得到平息。

　　在安全度过“择师”风潮之后，钟衍林却逃不过一个更大的灾难。1927年，国民党右派背叛了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紧接着，国民党反动派也在海南发动了“四·二二”反革命大屠杀。国民党驻军叫嚣着“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人”，接二连三地派军警到各学校逮捕教师和学生。琼海中学的许多师生被捕，校长钟衍林也不能幸免。

　　据说，被捕后的钟衍林临危不惧，面不改色，当时的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首先想到的是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要求当局释放被捕的琼海中学师生，一切责任都由他这个校长承担。

　　在经受了四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后，在海口商会的营救下，钟衍林最终得以保释出狱。

　　对于父亲的这段牢狱之灾，当时还未出生的钟秀清、钟前龙和钟秀萍从未听父亲提起过只言片语。

　　解放后的钟衍林再一次陷入了莫名的牢狱之灾。而这一次，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劫难。“那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会被抓走，只是一夜之间，我们的爸爸就不能再回家了。”钟秀清回忆道。

　　在钟前龙眼中，父亲永远是乐观向上的。“他即便在监狱里，还经常找些设计的工作来做，比如给监狱设计新的炉灶用来蒸饭。那时候监狱里还经常找爸爸进行一些设计的工作。”

　　至今，钟秀萍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那时钟秀萍还上初一。一天，她从学校走出来，偶遇被建筑队调遣出来协助工作的父亲。“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尺子，向我迎面走过来。我当时很想喊爸爸，但是又很怕。爸爸也没有说话，他只是对着我微笑，我知道他是在用微笑鼓励我，让我要坚强自立。”12岁的钟秀萍和父亲擦肩而过，频频回头相望，却又只能沉默不语。从此，钟秀萍再没能见过父亲。回想与父亲最后的相见，69岁的钟秀萍泣不成声。

　　之后，对于钟衍林的离世，家人也只是从一封寄来的死亡通知书才得知。而直至今日，家里人仍无从得知钟衍林的尸骨最终埋葬何处。

　　“我没有什么黄金、玉屋留给你们，有的只是黑金几箩筐。希望你们以后都要自立自强。”钟衍林的子女们永远记得父亲1953年入狱前对他们的嘱咐。如今，他的后代虽没有大富大贵，却将他的精神延续了下来。钟衍林的后代中，目前共有21位教师，其中排行第二的女儿钟秀春曾任小学副校长，排行第七的钟前龙曾经担任中学副校长。

　　“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这是最珍贵的遗产。”钟前龙说。(记者 符王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