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海南的大众传媒

　　公开出版了若干期，就停刊或被勒令封闭； 随着不同的主办方控制，一家报纸数次更名、变动出版周期；几个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筹钱出版纯文艺类刊物…… 透过沧桑的历史隧道，人们会发现，民国时期海南的大众新闻媒体，就如一部历史留声机、一盘录影带，记录下属于那个时代的诸多场景瞬间、人物悲喜。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所着的《民国时期的海南》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民国时期的海南大众新闻媒体的发展状况。张兴吉认为，海南本土文化的兴起，和海南新闻事业的兴起密不可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民国时期的海南，大众新闻媒体的发展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报纸刊物更迭频繁

　　对于办刊办报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政局形势和资金支持。在民国时期的海南也不例外，这也就造成了当时的报纸杂志出版变动更迭频繁。张兴吉的书中说到，海南最早的报纸出现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琼岛日报》由林文英在1913年创办，但年底就被封闭。此后机器转给他人，1919年吴天德创办《琼崖日报》，仅出三期就停版。1921年，徐成章等人筹建《琼崖旬报》，并租借海口南门第29号为社址。《琼崖旬报》从第一期每期印1000份，多为免费阅读，到1922年扩大到2000份，不至于亏损。

　　张兴吉珍藏的一本1941年出版的《琼崖散忆》，为海南籍人士陈铭章（笔名“天尔”）所着。书中有一篇《我与海国社》的回忆性文章，记载了“天尔”在1929年至1931年期间，在海口与友人一起筹钱出版《海国半月刊》六期，以及此后《海国半月刊》停刊后陆续出版《海国旬刊》四期、《海国月刊》一期的辗转经历。

　　资金是对海国系列刊出版影响最大的因素。《海国半月刊》创刊号出版后，因为人手太少，资力又薄，所以负责稿件和印费的人，都有许多说不出的痛苦。当时，《海国半月刊》每期印费十四元至十六元，每月二期，共需要二十八元至三十二元。尽管当时名义上《海国半月刊》有社员7人，但只有“天尔”等四人负担印费。

　　作为当时关海小学的校长，“天尔”每月收入三十四元，每月负担出版费八元至十元。不过，尽管“物质上的痛苦”，但“傲岸的性格”、“朋友的鼓励”，终使他“咬着牙齿支撑下去”。到出版《海国月刊》的时候，当时陈济棠统治下的广东省政府颁布了新的出版条例：凡定期刊须缴纳一千元至三千元的现金保证，方准出版。

　　《海国半月刊》每期十四元至十六元的印费，已经让“天尔”等人痛苦不堪，这上千元的保证金无疑是宣判了他们办刊的“死刑”：《海国月刊》的创刊号也就成为终刊号了。

　　文人办刊与商业需求兼容

　　民国时期的海南大众新闻媒体，其办刊办报的地址多在现在的海口市博爱路一带，当时的“海口”也仅指这一带周边方圆两三公里的范围。依托着港口的地理优势，当时的海口居住着五六万人口。源于商业贸易的需要，人们对于本埠、外埠的消息有着渴求。相关研究显示，从1926年到1939年2月，海南侨居国内的人士以及岛内机构、政党、组织、团体所发行的报纸、杂志多达91种。

　　张兴吉认为，民国时期报纸杂志出版寿命比较短，报刊社的负责人更换频繁，但是还是有人不断地进行尝试，因此可以推断在当时办刊办报还是有一定利润空间的。据《海南岛建设论》的记载：在1932年的海南岛教育文化概况中，除《琼崖民国日报》、《琼崖新民日报》外，还有《文昌周报》、《乐会半月刊》两种刊物发行。但是这不能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当时，岛内的很多读者通过从广州、香港甚至上海直接邮购报刊，了解岛内外的消息。

　　日籍人士后藤元宏所着的《海南岛全貌》中称：1922年前后，岛内还有名为《琼州新报》的定期刊物，刊载当时的政治、经济新闻。张兴吉判断，定期刊物上有“经济新闻”，即是出版报纸的商业需求的表现。不难注意到，在当时的报纸上，就可以看到商会公告等。

　　《海国》系列刊则是典型的文人办刊的操作模式。《海国半月刊》的发刊词中有这样写到：我们不是摆脱生活的骚扰，我们不是为了名利而争斗，我们只是秉着内心的灵感，发我们所要发的幽思灵感。我们是在大海上浮浮沉沉，四顾已无涯，还有浓雾阴影，永远在这狂潮中挣扎，漂流，时笑时哭，便是我们的人生！

　　编辑《海国半月刊》的思路，更是典型的文人办刊之路：每期登载文学理论一篇，小说或者戏剧一篇，诗歌二首，随笔或通信一两篇，翻译一篇，此外还有一篇1000字左右的编后话，对内容的作品略为介绍。《海国半月刊》的作者队伍，更能说明一些问题：虽有秋人、茅屋、太克、白兰蒂、MC等，但实际上只是两个人的笔名而已。

　　在海南民国时期，一些报纸有了副刊的设置。对此，张兴吉认为，这是当时海南报纸办刊成熟之处。“日报在副刊的基础上，就可以定期出版更具深入性、可读性的报道。另外也可以相对保存更长的时间。比如留存至今的报纸原件很少，但杂志比较多。”

　　刊载内容“隔空交战”

　　民国时期，不同阵营和思想人士通过报刊展开论战，并不鲜见。在海南，这样的事情也有。

　　以《海国》系列刊为例，尽管这只是纯文艺类的刊物，但是依旧逃不过“被人放枪”的命运。“天尔”在《我与海国社》中回忆，1930年1月，吴道南在琼崖独立，陈策奉命调海军封锁琼崖，时局混乱。“这一班青年边有人放暗箭了。有的说我们是国家主义派，‘海国’二字即是‘海南国家主义’的简名；有的说我们爱读耶稣的文学作品，定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有人更是在报上作文骂我是‘落伍的颓废派’、‘最新式的冬烘（迂腐）先生’。”

　　稍早《海国半月刊》出版至第三期的时候，“天尔”还写到“一位名叫符柏坚的，集合几个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的学生，创办一个《我们》半月刊，与我们的海国对峙”。更让“天尔”受到刺激的是，在《海国半月刊》创刊号出版的第二天，有四个青年学生找到他，要求参加海国社。但后来四人看到海国社的办刊者不是留学生，便都去加入了《我们》。

　　在日军侵入海南岛之后，日本的“文化战士”也进驻海口，控制岛内的新闻事业。张兴吉在书中写到，日军当时强行征用了坐落在海口博爱路的海南书局的房屋和设备，归日本海军报道部使用，后来招募人员，创立《海南迅报》。《海南岛记》的作者火野苇平直接地参加了创办活动。1939年2月15日，《海南迅报》发行了第一号，之后数日又发行了创刊号、第二号、第三号，在海口售卖。

　　记者从张兴吉教授收藏的《海南迅报》创刊号缩影件看到，整个报纸版面使用中文，竖排，内容有创刊之辞、海口市商会通告、布告等，还有两篇当时战事的报道。标题和内文都采用宋体字。而在一份四天后出版的《海南迅报》缩影件上，记者注意到，每一篇稿件的标题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术编辑，或是套花，或是画线，整个版面比较创刊号有了些许灵动亮色。

　　日本投降之后，中国军队接收了相关报刊以及印刷设备。之后，以海口为中心的都市中的报纸有所恢复，但数量也不多。据《海南岛志》记载：本岛新闻事业，集中于海口，现有大光、和平、民国三种报纸，最近有其他各报社亦拟计划出版。至其他各县，则几无一略成规模之报纸，以是消息阻塞，居民几无精神食粮可言也。

　　根据张兴吉的调查，在抗战结束后，海口有《琼崖民国日报》，社长初为符杰，继为王水源，社址在博爱路165号，每份80元，批发65元。还有《华侨日报》、《和平日报》（琼崖版）、《大光报》等报纸。（记者 郭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