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路推动海南开发进程

华光礁1号古沉船船板。记者 宋国强 摄

南海古沉船出水铜钱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还是文化交流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海南作为一个重要的驿站，为过往商船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极大地促进了海南岛的开发治理、人口迁入和文化发展。随着这条丝路的开辟与逐渐繁盛，华夏文化与南洋诸国文化通过海上丝路进行交流，推动着海南文化的发展。

　　“应该说海南岛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是同步的，也是相互影响的。”省博物馆研究员郝思德认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海南作为一个重要的驿站，为过往商船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极大地促进了海南岛的开发治理、人口迁入和文化发展。

　　建制变化

　　西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海南设立珠崖、儋耳两郡，分管岛东岛西，官吏们浮海泛舟走的就是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汉代在岭南地区广置州郡的最直接动因是本地区奇珍异宝的吸引，确保海上丝绸之路顺利畅通的客观需要。”海南大学副研究员张朔人说。

　　大量的史料证明，西汉的海上丝路起于徐闻、合浦口岸，沿海南岛西部海岸线次第航行，一直南行到越南、印尼、泰国和印度。地方官员搭乘贸易航船抵达海南岛，实现汉帝国的治理，其治理重点设置在西部。这促进了岛西沿岸的发展：先进的青铜及铁质工具和优良的物种被带到海南，西部的许多天然良港为船只停泊避风、补给供养提供了极大方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海南岛西部的临高、儋州、东方、昌江、乐东等市县，陆续发现大量的汉代青铜器。其中，出土汉代铜釜就有12件之多。

　　进入唐代，随着“广州通海夷道”的开通，海上丝路转而经由海南岛东部文昌近海，南下经万宁、陵水、三亚，向西南至西沙、南沙。这条新贸易通道刺激了海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繁荣，带动了东部的文昌、陵水、万宁、三亚等地兴旺。中央政府的注意力也由此向东、向南转移，并延伸至南海海域。

　　于是，唐朝从早期的崖州、儋州、振州三州为基础，逐渐增加了琼州和万安州，从而加强了岛东北和岛东南管理。

　　“从汉到唐，这种建置中心的日渐东移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同步，岛内封建统治的加强与海上交通的繁荣相一致。”省博物馆研究员章佩岚认为，一方面是海上丝路对海南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反过来海南东南部的稳定保障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顺畅，特别是振州对西沙海域的管辖，使唐王朝最大限度对海上通道进行掌控。

　　唐穆宗时期，潮州刺史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说：“隶府之州远者至三千里，悬隔山海……多洲岛。”表明在唐代南海诸岛不仅已经成为振州行政区划的一部分，而且岭南节度使还对南海诸岛实施行政管理。

　　“唐王朝对这一海域的控制，应是出于对海上贸易的维护。”章佩岚说。

　　通过建置隶属更改来加强对海南及其周边地区的统治，从而确保海上丝绸之路的安全运行，是历朝历代都曾经努力实施过的。连大力实施海禁政策的明朝也不例外。

　　明代曾经对海南的隶属做了一次重大改变，就是将已经隶属广西地区多年的海南划归广东地区。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一道诏旨颁下，海南岛第一次划归广东，由此成为广东一个地方行政区直到1988年。

　　对此，中山大学教授司徒尚纪进行了解读。他表示，两汉及南北朝时期，海南岛主要因为水陆交通与红河下游、广西盆地关系密切，因而长期与广西同属一个政区。唐宋以后，伴随着我国东南的开发，国内经济重心不断转移，徐闻合浦作为早期的对外交通中心已经逐渐衰落，从广州经本岛东部海域至南洋成为主要航线，广州也成为岭南经济中心，因而与海南的关系更加密切。海南许多优良港湾，成为南海航线上的停泊所和补给站，划归广东，更有利于统筹丝路全局。

　　文化传播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还是文化交流之路。随着这条丝路的开辟与逐渐繁盛，海南的海上文化交流也日见繁荣兴盛。华夏文化与南洋诸国文化通过海上丝路进行交流，推动着海南文化的发展。

　　考古学家在岛西发现的汉代古墓葬及随葬品，还有出土的大型汉代青铜釜和北流型铜鼓，以及西沙群岛及其海域打捞出来的唐宋陶瓷器如青釉、青白釉、龙泉青釉等，都证明了这一史实。

　　潜藏在碧波之下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文化遗存再一次聚焦人们的目光，那些沉落海底的商船、跨越千年的陶器瓷片、与珊瑚礁融为一体金饰铜钱、岛礁上残存的古庙，都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为海南留下的文化足迹。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沿海路进入海南的福建、潮汕一带的移民数量大增，为海南的文化注入新的养分和活力，海南海洋商业文化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同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域外文化流布岛上，并被融合为海南文化一部分。宋代以后，各国回民从占城等地漂流至今三亚、儋州、琼山、万宁等地，带来了他们的文化。

　　例如，唐宋时期的一些回民古墓，均临大海，其墓和墓碑均用海边的珊瑚石制作堆砌，碑额上刻有圆月及其它花纹图案，内刻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墓葬分布集中，排列有序。最具海洋文化特色的文物有珊瑚石墓碑和珊瑚石人像，其制作雕刻工艺比较精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是典型的海洋文化艺术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海上丝路让海南的海疆文化开始发端，这从历代的地图可见一斑。广东最早一部省志明嘉靖年间戴璟所著《广东通志初稿》中的《琼州府地理图》，清楚标示海南卫、沿海巡司位置，在图幅边缘注明“外连大海，直抵诸蕃”。此外，明代《琼州府地图》、正德《琼台志》也有类似表示海洋内容。

　　以个人名义编纂地图同样反映作者对南海认识水平和海洋疆界视野，如明代除《郑和航海图》表示经过南海的地名外，罗洪先的《广舆图》也包括南沙群岛。

　　“这些都充分反映，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商船的不断航行，国人对海南和南海诸岛海域的地理形势、海疆范围日见明了。也推动了海疆意识的觉醒，推动了海疆文化的发展。“司徒尚纪说。

　　人口迁移

　　“海南岛的开发建设首先是从大陆移民大量迁往海南岛开始的。”章佩岚说，以唐代为例，海上贸易大发展，而海南岛扼守南海航路的门户，往来如织的商船为大陆及海外移民往来海南岛提供了便利。在众多的移民中，有官吏、戍卒、谪配的名流、商人、随船抵岛的民户及一些外国侨民，特别是外国侨民的迁入，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海南岛的直接见证，极具传奇。

　　很多商人因为遭到风浪的袭击，财货损失，流落海南而留住下来。“闽商值风水荡去其赀，多入黎地耕种不归”；也有人是乐其富足而定居下来，“贪其水田，占其居食，本夏而夷之”或“有名为贸易，图其香物之利”。

　　这些南迁人群分布的区域也从原来沿海开发较早的地区逐步向比较偏远的岛南扩展。他们带来了大陆的国家观念和文化传统，不仅促进了海南岛的开发，而且为唐朝在海南岛的统治提供了基础，也为后世海南发展做出了贡献。

　　省钱币学会原秘书长张书裔认为，从福建迁来琼州定居的移民中，大部分人都有航海贸易经商的习俗和经验，从大陆组织货币铜钱、陶瓷、丝绸等物品，与邻近的占城、交趾、三佛齐等东南亚国家进行民间贸易，换回大陆贵族需要的奢侈品。入象牙、犀牛角、珍珠、香料等，转运大陆出售能获利数十倍。

　　入岛内原万安军属地北坡海边，1986年一次就出土窖藏的南宋断代铜钱156公斤，这都是准备出海贸易的铜钱遗物。道光八年修订的《万州志》称，此时岛内流通的有越南丁朝、前黎朝、李朝的铜钱，还有太平兴宝、天福镇宝、明道元宝、正隆元宝等丝绸之路货币。

　　在近千年往来如织的商船中，海南岛或许并不是商人们最终的目的地，但随商船而来的大量移民和商品流通，却不断推动着这个曾经“孤悬海外”海岛的开发和发展。在当时的农耕社会里，海南却是 “四州军征商以为岁计，商贾多贩牛以易香”，不仅民间倚重商业，就连岛上统治的维系也要倚重商业，因为“官司吏文书，商贾往来，皆取道于海”。

　　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何翔认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推动了海南西部沿岸的开垦，并促进了汉帝国对海南的治理，先后开始有了建制，成为中国疆土的一部分。唐宋随着南部对外贸易口岸逐渐由徐闻向广州的转移，海上丝绸之路过南海转而经由海南东部沿岸，促使海南大部分地区的进步，并已开始进行货币经济交换。特别和波斯人及大陆船只的增多，外来文化对此地有了极大的影响。明清以后的大规模贸易活动，进一步促进了物质文化的交流。“总之，海上丝绸之路带动了海南社会的发展。”（文\记者 单憬岗）